拒绝遗忘与游戏

　　杨乐渝/文

    时下对房地产商的指责如暴风骤雨，已经泛社会化了。前些时日，一位业界朋友参加中学同学聚会，多年未见的同学们得知她在从事房地产开发时，甚感诧异，纷纷问道：“你怎么干上这个了”，因为在他们的印象中，她是个好人。这个事情既典型，又普遍，它反映了目前社会对房地产开发商的基本情感与道德评价的恶劣程度。大众媒体更 不厌其烦地传播房地产商的“暴利”、“黑幕”、“强势”，房地产商成为这些概念的代名词，房地产业越来越“妖魔化”。更富戏剧性的是，只要成为房地产商死对头的人仿佛都能一夜走红，成为大众英雄，如易宪容、于凌罡等，至于他们的真实职业与身份，他们的学识与道德水准，人们早已遗忘。在很多人眼里，房地产开发商简直就是和谐社会的第一元凶，事实真是这样吗？

　　

和谐社会最基本的精神是平衡的价值观，理性的思考，建设性的态度与实证的方法。允许有批评的声音，更应该允许有辩论的风气。摸着石头过河，不要争论，在阶段性发展中具有积极意义，但从长远发展看，不争论，社会共识就无法建立；不争论，科学法则就难以找到。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辩真不行。

　　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用道德水准去衡量市场规则，既不明智，也不可能。在权和利还有足够的空间去勾结与合谋的环境下，市场所形成的规则就不可能是公开透明和完全竞争化的。在一个健全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公共权力是社会道德责任理所当然的倡导者和建设者，当公共权力的道德意识都被掏空的时候，当然不能指望逐利的一方来建构道德，何况商人的本性就是需要社会共识的道德与信用来加以约束的。如果我们能冷静地去分析近几年在经济发展与城市开发中所发生的许多事情，结论可能就不像狂躁的媒体所想象的那么简单。

　　对房地产质疑的起因源于经济过热。大致的逻辑推理是这样的：经济过热源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而房地产投资又占到固定资产投资相当的比例，有的大城市甚至能占到40%-50%，房地产开发是当然的罪魁祸首了。这个暴利阶层疯狂的开发，不仅大量占用了耕地，而且推高了房价，制造了腐败，导致贫富差距更加扩大，社会更不和谐。登峰造极的更有易先生的成名作“房地产商结盟说”、“房地产商胁迫说”。一时间，社会仿佛真寻到经济过热、社会不公的乱源，于是群情了激愤，人人喊打。

　　这里还真有几个问题令人困惑。

　　第一，房地产开发的源头是土地，而掌控土地资源的是政府，征用不征用，出让不出让，出让多少，这些权力都在政府手中，要说胁迫，听说过东家胁迫打工，却很少听说过打工胁迫东家的。当然也有，比如革命的时代。

　　第二，房地产开发的动力是资金，而掌控资金的不就是政府控制的四大商业银行吗，说房地产商的资产负债率高达75%，谁造成的？信贷政策、信贷总量、资金价格的制定，亦与只能在游戏中行走的商家无关。

　　第三，在经济GDP导航的时代，GDP增长指标与地方官员的政治生命息息相关，一脉相承。为招商引资，地方政府把稀缺的土地资源作为经营城市的手段，盲目圈地，设立开发区，弃公共服务的本职于不顾，将自己变成了最大的开发商。

　　第四，前几年，在国内需求不振时，政府为刺激内需竭尽全力。在主流媒体上，住宅产业、房地产开发曾是发展经济、引导需求、改善公众住房条件的“健康力量”，怎么突然就成了“暴利阶层”，成了破坏和谐的非健康力量？

　　儒家讲“温故而知新”；佛家讲因果渊源。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就不可能知道自己向哪里去。我们经历了心理创伤最深重的文革，却没有一座文革博物馆；我们同样也经历了身体创伤最深重的非典，却没有一座非典纪念馆，我们是不是太爱遗忘了？遗忘不仅仅是记忆的丧失，从心理结构的本质看，更意味着怯弱与卸责的潜在倾向，而这才是悲剧一再重复的根源。

　　如果把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无规则的游戏场，任意挟持普通民众的意识，推卸责任，制造认知泡沫，社会就不可能有理性与公正，经济就不可能健康发展。

　　易宪容们在宣称上海房价要跌50%，北京房价要跌30%时，依然该买房买房；于凌罡们信誓旦旦要自己建房，各地应者如云，群情激昂，媒体更是添柴加火，跟真的似的，可一转身，他就跟冯仑握手，将承诺抛到九霄云外了。他们是不是也太爱遗忘，太喜欢游戏了？

　　我相信，拒绝遗忘与游戏，树立承担责任的意识和道德勇气，是建立和谐社会必须的心理基础，更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必要的道德前提。没有这样的文化启蒙和心理建设，科学发展、和谐社会就只能是一个梦。

　　(作者为额尔古纳市

城市规划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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