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化工道路行得通吗

　　2004年7月，吴敬琏提出，把重化工业当作带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不符合中国国情。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随即对他的观点进行了回应，指出：大国的发展不能绕开重化工业的道路，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很快，形成了一场中国该不该走重工业化道路的讨论。

　　至今，这一论战并未偃旗息鼓。最近，中科院院士何祚庥的一篇文章再度将这一争论 引向火热。尽管参与讨论者多为学者，但这并非一个抽象的学术讨论，而是涉及到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和中国经济政策乃至发展道路的选择。

　　两派争锋各有各理

　　最新一期《了望》周刊概括了这场讨论中两派代表人物的观点：

　　经济学家吴敬琏指出，重化工业并非一国发展的必经阶段。我国是资源和资本稀缺的国家，而这是发展重化工业的重要前提，如果我们认为重化工业是一国发展的必经阶段，其结果只能是“扬短避长”，并由此带来煤电油运及其他稀缺资源的高度紧张；生态环境恶化；技术创新和效率提高被忽略；服务业资源被挤占、就业难度增加及金融风险增大等诸多问题。

　　持不同意见的经济学家樊纲认为，重化工业未必是以资源浪费为特征的，我们现在的问题是重化工业效率太低；中国现在面临的最大挑战是2.5亿～3亿农民的转移和就业问题。而要创造就业，就得什么都做。重化工业不做，这一块的就业就到别的地方去了。

　　重化工污染威胁七大水系

　　《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一篇报道《三成劣质水，七大流域“重化工”之痛》令人深思：根据国家环保总局公布的资料，我国的河流、河段已有近1/4因污染而不能满足灌溉用水的要求，全国湖泊约有75%的水域受到显著污染。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水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组检查发现，七大水系中劣五类水体占三成左右，水体已经失去使用功能，成为有害的脏水，连农业灌溉都不行。

　　中国社科院2005年中国工业发展报告显示，从1998年以来，重化工相关产业以年均18.5%的速度增长。从前年起，以乙烯为代表的重化工热引起了环保专家的担心。由于石化行业对GDP的贡献和拉动明显，目前在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重化工沿江布局，甚至在环境敏感区分布的现象。

　　重化工时代的到来可能导致水资源环境的进一步恶化。2005年12月初，在国家环保总局召开的全国环境污染事故应急电视电话会议上，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王玉庆指出，当前我国已进入了环境污染事故高发期。由于过去我国重化工业发展过程中，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建在大江大河附近，或是一些城市中心区，一旦突发环境污染事故就会造成重大影响。

　　未来20年须走重工业化道路

　　《中国企业家》杂志最近发表了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的文章说：现在大家普遍关注能源紧张，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中国不该走重化工道路，我认为这是错误的论断。通过对能源形势的分析，严格讲近期不算太紧张。石油进口的价格高一点，但对中国的经济还不至于产生破坏性的影响。

　　我认为未来10-15年以内，石油进口的问题不是很大。电力问题大一点，但目前我们煤的支持是有的。真正出现能源紧张问题，将会在15年至20年之后。一些经济学家之所以做出上述论断，是因为没有考虑到科学技术特别是能源技术未来可能在此期间出现突破性进展。这些突破并非停留在空谈阶段，现实的技术路径已经比较清楚，只要我们投入，动员科技界去研究解决这些问题，用10年到15年时间是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蓄电池、锂离子电池可以做到；风机、大风机可以做到；太阳能、光发电我们也有某种设想，而且已经做出样机了。太阳能热发电，也有某种设想，而且不久也会有样机出现。这些都不是很遥远的东西，而是近期就可以做出来的。在这些技术上如果有所突破，不仅会对中国有重大影响，也可能对世界形势产生重大影响，至少中国不必为能源问题介入国际能源竞争，保证中国更有效地走和平崛起的道路。

　　中国未来20年必须走重工业化道路，最基本的原因在于是老百姓的需求。我们的人均电能到2005年年底还不到400瓦，是美国当前人均电力水平的1／7。中国农村还有6.5亿人口，9亿农民大概有2.5亿进了城。中国的工业化首先就是城市化，城市的人口要占到整个人口的90%，至少80%，这才是城市化。我们离这个水准还差得远呢。城市化，就要盖房子，修桥铺路，就要钢筋水泥，这是巨大的需求。因此我们的工业化是史无前例的工业化。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宏观的思维，看不见中国的需求，就讲现在不应走重化工道路，说得不好听，是缺乏群众观念。

　　重化工：中国的机会

　　《中国企业家》杂志发表的清华大学金融管理学院张哲的文章《中国产业集百年困惑于一身》中提到：认识中国产业大势需要把握两个特点。一是“市场爆炸”背景下的产业成长。经过改革开放以来20余年的市场化能量蓄积，中国市场在广度和深度上正处在加速增大的阶段。为此，中国的几乎所有产业都面临着“市场爆炸”。正因为这样，从市场总量或市场规模的意义上说，几乎所有的中国产业都是成长性的，甚至是高速成长性的。

　　二是混合产业格局。中国当前阶段的产业格局总体上处于“重化工业主导—轻纺工业升级—后工业经济兴起”的混合格局。在这种混合格局下，所有产业同兴并起，而较少表现出一部分产业衰落、一部分产业兴起的产业更替特征。而在发达国家，则呈现出明显的轻纺工业消亡、重化工业衰退、后工业经济勃兴的产业更替格局。这意味着，中国产业的机会和风险分布将呈现出与发达国家很不相同的特征。比如说机会方面，发达国家已经衰退或正在衰退的重化工业类产业，在中国却是正当其时的大好机会。

　　不是要不要，而是如何搞

　　《21世纪经济报道》发表读者章爱民的文章说：在重化工业的发展过程中加强技术创新，可以减少能源消耗。所以，重化工业化并不必然意味着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全要素生产率的低下，关键看用什么模式来发展。中国的重化工业化不是要不要搞的问题，而是如何搞的问题。用传统工业化模式发展重化工业必然会带来严重的资源环境问题，但用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模式来指导我国重化工业化的发展，就会扬长避短。

　　在工业化与资源环境的关系上，新型工业化模式是使工业化和生态保护协调发展的、绿色的工业化模式，这就要求我们在发展重化工业时，要通过大力研发节能技术和开发利用新兴可再生能源，发展循环经济，做到既节能也环保。在工业与其它产业的关系上，新型工业化模式是使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趋于合理化的工业化模式，这就要求我们在发展重化工业时，要鼓励支持服务业的大力发展，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这样既可以提高重化工业的效率，也可以扩大就业。在工业与农业的关系上，新型工业化模式是使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同时使工业化、城镇化与新农村协调发展的工业化模式，这就要求我们在发展重化工业时，要充分考虑农民的就业问题、农村的建设问题和农业的发展问题，实现以工促农，以城带乡。

　　在工业化与技术选择的关系上，新型工业化模式是使高技术和适用技术协调发展的、高质量的工业化模式，同时也是用

信息化带动的、数字化的工业化模式，这就要求我们在发展重化工业时，在积极引进消化国外先进技术、适用技术的同时，大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在国内与国际的关系上，新型工业化模式是使工业化和全球化协调发展的、面向全球市场的、同时使中国实现和平发展的工业化模式，这就要求我们在发展重化工业时，要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用全球的资源为全世界生产，同时要加快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鼓励企业“走出去”。在工业化目标模式的选择上，新型工业化模式是使工业化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促进从工业化向知识化转型的工业化模式，这就是说，我们并不是为了发展重化工业而发展重化工业的，发展重化工业只是手段，我们的目标是走向知识经济、信息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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