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入世界须先破除开放依赖

　　□本报评论员 赵瀚之

　　光阴匆匆过，逝者如斯夫。到2005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已经完整地迈过了四个年头，这恰与12月13日WTO第六次部长级会议在香港开幕几乎同时，这引起了关于中国该如何融入世界的讨论与思考。

　　实际上，从中国楔入世界全球化进程的那一天开始，关于全球化的争论就始终没有停歇，反全球化是与全球化浪潮同时扑打着我们面容的。抛开抽象层面的哲学与文化问题不谈，单纯从现实层面来看，中国之融入全球化，实乃理所应当，势所必须，这一立场万万不可更改。中国人从晚清开始的“走向世界”虽多经挫折，但其基本路向，却始终都未动摇。在经历了多次被动的现代化、外力推动下的现代化之后，中国之加入世界贸易体系，其间包含着太多的历史悲辛。

　　世界银行最近出具的一份报告显示，加入WTO四年来，中国乘入世“东风”展开了一系列的市场改革，将对外贸易额增加了一倍，年入世收益高达400亿美元。中国根据入世安排落实了大幅度降低关税的措施，实行了改革贸易体制现代化，大大提高了在国际市场上的

竞争力。与此同时，全球经济因为中国入世的“净收益”也高达750亿美元。

　　毫无疑问，最近三十年来，中国一直都是WTO所代表的开放精神和开放政策的受益者。以改革促开放，在相当长时期里还是指导中国改革的一盏指路明灯，唯有打破长期以来的闭锁政策，主动向世界开放，并融入开放的世界，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才能够获得长足发展。但与此同时，必须引起注意的是，我们的决策与政策正在形成一种畸形的、过度的“开放依赖”，甚至对于开放“附魅”上过多的理想化色彩。

　　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出于破除东西方世界意识形态等方面对抗壁垒的需要，中央决策高层重塑国家经济与政治生态，国家开放政策选取了相对低调的策略，通过减免税收、廉价甚至免费出让土地等大量优惠政策，吸引国际投资者尤其是西方资本的进入，以推动中国改革事业的发展。换言之，外来资本从一开始，就在中国享受了非同一般的“超国民待遇”。而且这一种待遇，三十年来几乎一成不变，形成了制度化的“教条”。

　　以税收为例，我国内地企业所得税税率，一般地区为33%，沿海为24%，而特区为15%，而外资的名义税率虽然也是33%，但“两免三减半”政策使得外资企业税率实际上只是以上三种情况的一半甚至更低，而各地的地方政府又因地制宜，推出了花样繁多的各类优惠政策，用以吸引并与其他地区竞逐各类外来资本，这便是他们所谓的开放政策与开放结果。开放在很大程度上庸俗化为不惜一切代价地吸引外资。

　　在我们看来，这种单向度的开放并非真正的开放，对外过度开放的背后是对内的滞后开放，而且两者互为依据。尽管最近几年来，中国明显加快了对内开放的力度，包括非公36条的推出，

能源、航空等垄断领域的对内开放，但其对内开放速度远远滞后于对外开放速度的严重后果，已经在广大范围内尖锐地呈现出来。其直接效应，就是借助WTO本身的分工逻辑把中国锁定在全球产业链的低端领域，必须承受用27亿件衬衣交换一部波音飞机的代价；其次是国民无法从这种交易模式中分享到经济发展的增益。而此前不久关于中国汽车业和银行业贱卖的争论中，也已为这一判断找到了部分关联佐证。

　　实际上，当1992年中国改革再次启程时，它已经被注入了与它在上一个10年里完全不同的新鲜内容，利益指向在极度分化的过程中完成了重组与整合，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间，以国企产权改革为标志的众多重大改革的实践扭曲，使得改革本身的合法性出现了极大的空心化趋向，而填补其巨大虚空的重要法宝就是实现GDP高速增长，由此带来了这个年代地方改革的繁荣景象，而在这一繁荣背后，是利益分化与重组的深度掘进。而在这一进程之中，以吸引外资为中心内容的打引号的“开放”，乃以成为最具驱动力的牵引机，并由此开始了对于外资的部分无原则的利益折让，也由此带来了“以开放促改革”的方向性逆转。

　　而

商务部最近发布的一项报告，直接显示了这种政策导向的现实效应。按销售额排行的2004/2005年度中国外资企业500强名单于日前发布。根据梅新育博士的分析，可以发现，制造业企业在其中占据压倒多数，而且排名普遍居前。在全部上榜企业中，制造业企业多达405家，占81%。进一步将外企500强与2004年出口企业200强排行榜对比，可以发现两榜名列前茅的上榜企业多有重合。上榜外企由此普遍表现出了强烈的出口倾向。不少外企500强排行榜上名列前茅的制造业企业出口额占销售收入比例超过了70%。

　　这就意味着我国所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尤其是占绝大多数的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多数仍然属于成本导向型投资，而不是属于市场导向型投资；他们之所以来到中国，更多的是将中国视为低成本的生产地点，而非视为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

　　2001年，当中国获得进入“世界俱乐部”资格时，社会对它的期待可谓天高地厚，除了经济方面的现实考虑之外，期望通过贸易改变这个国家的经济与政治制度的心愿实则更甚，但当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加快“本土化”步伐，被中国强大的腹地同化，频频涉足商业贿赂、甚至是从事市场欺诈行为，“想要打鬼、借助钟馗”的幻想只好逐水东流。与此同时，越来越多明显的干部子女家属摇身变为跨国公司的在华利益代表的现象，难免使人对这种“开放依赖”产生必要而又合乎常情的质疑。

　　再有一年，中国就要结束WTO过渡期，全面融入世界的滔滔洪流了。对照中国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于全球化的内在利益诉求，就会发现，中国恰恰走了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完全相反的路径。对于双方而言，都有其合理性与正当性，但发达国家外向推进式逻辑，决定了它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待发展国家，具有明确的产业转移与低成本加工角色定位，而我们这种内向吸附式全球化，则很容易使我们在大喜过望的时候，让人有“正中下怀”之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要想融入世界，就须先破除过度的“开放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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