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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舸
近日，李毅中在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表示，要强化责任意识，将安全生产责任分解落实到地方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和企业，并作为政绩、业绩考核的重要内容，“2006年要把亿元GDP死亡率、工矿商贸十万从业人员死亡率等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考核指标”。
亿元GDP死亡率成为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与之前的绿色GDP设计思路如出一辙。其中体现出来的“以人为本，关爱生命，追求和谐”的精神值得肯定。不过，GDP死亡率也许不能承载如此重任。自上而下的政绩考核体系受到非议，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用各种刚性的指标来简单地判断好与坏，很容易察其表面而失其根本。用一个个刚性的数字，应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总让人觉得力有不逮。
以公众最为关注的医疗领域为例，广东省卫生厅的统计显示，梅州市边远山区八成新生儿选择在家接生。基于生活中的常识，在家私自接生，婴儿的死亡率必定高于在正规医院的专业接生。如果由“梅州市边远山区八成新生儿选择在家接生”的现实，引出梅州市边远山区新生儿死亡率高于广东其他地区的结论，再推论这个地区的主管领导不合格，显然是不行的。再引申开来，那些含恨倒在医院高收费大门之外的、久病不治撒手西去的，算不算非正常死亡？
交通领域虽然没有煤矿领域那么多震人心魄的特大伤亡事故，但总体的死亡人数也是个庞大数字。其中，有多少车祸是驾驶员基本技能不过关、超载行驶以及疲劳驾驶？这些都是本不该发生的非正常事故，可到底如何防止呢？某地交管部门以司机事故发生率问责培训驾校的把关，引来反对声一片，就是因为事故发生的一瞬间，经验再丰富、记忆再高超的老手也可能手足无措，岂能把责任归咎于驾校。同样的逻辑可顺延至交通主管部门。对于交通主管部门的渎职考察，可以从其道路服务设施完善与否、公共服务是否缺位等“因”入手，而无法从交通事故死亡率这个“果”来界定。
政府不是GDP指标的创造者。亿元GDP死亡率加上政绩考核治不了非正常之痛。记得前些年重庆某地出台“出现多少人死亡的安全事故，一把手就地免职”的严规，一度让当地官员睡不着觉。时至今日，类似的举措已从我们脑海中消散，不仅是因为行政监管存在的天然惰性，更因其不够科学合理，无法应对复杂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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