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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政策很难推进，今年将是民企的卖身年———不是给国企当‘小妾’，就是给外企当‘二奶’。”在北京大学民营企业研究中心举办的首届民营经济圆桌对话会上，云南红酒业董事长武克钢说出了对今年民企命运的担忧。(1月5日《北京现代商报》)
武克钢的“卖身论”，在一定范围内引起了共鸣，一些经济学家说，过去一年，民营经济发展异常艰难，今年将更为艰难。这就令人费解了：官方一直强调，“当今的中国是
民企的春天。”尤其是去年“非公36条”颁布，更为这个“民企春天”涂抹了一层绚丽的色彩。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为经济发展、国民就业、税收等方面作出贡献的民营企业家，怎么会说“今年将是民企‘卖身年’”？
表面上最红火的时候，底下的暗流却是最汹涌的时候。在这个会上，与会的代表与专家在分析民营企业命运时，普遍为民企不被公众理解、政府职能转换不到位感到焦虑。大多民营企业主是改革中“先富起来的人”，在一个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社会，“先富起来的人”成为被“枪”打的出头“鸟”，并不奇怪。何况，确实有一些“原罪”的“老鼠”。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民企承担了很多不该他们承担的“罪恶”，发展环境越来越恶化。
更为重要的是，政府转换职能不到位对民企发展的制约。武克钢在会上讲了一个一天收三张收费单的故事，这三张收费单分别来自公安部门、环保部门、税务部门。“公安部门说，根据国家安全保卫规定，你自己成立的工厂的门岗有可能变成黑社会，所以必须由公安部门统一培训、统一管理、统一买制服、统一交钱。”“环保部门说，即使你们零污染，也得按照用水量来交排污费。”“政府要对他们这些纳税大户进行表彰，但你们要出钱接受审计。”事实上，比这更为荒唐可笑的收费还有很多，但哪家民企敢拒绝？“一个官员掐死一个民营企业”的例子，并不鲜见。
还有，“非公36条”最核心的一条精神就是要让民营经济进入垄断领域。但是，一动真格的，必然触及原来垄断者的利益，而垄断者常常与政府有着“零距离”关系，这也是民企根本无法进入石油等垄断领域的深层次原因。1月5日《中国青年报》的一则新闻，为“卖身论”做了又一注脚。常州一家民营测绘企业，在与“官商一体”的政府企业竞争中，受尽磨难，难以生存。而当地主管部门把这个民营企业“往死里整”的理由，竟然是：没有政府“独门生意”，市场非得乱套。
与国企、外企相比，民企“低人一等”的“超低国民待遇”一直没有改观。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对夹缝中的痛楚，发育还不健全的民企，将走向何方？武克钢“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担忧，应引起“公平公正”的管理层高度注意，也应引起全社会反思。
孙秀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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