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的已然与未然

　　文 宿景祥 

　　元代名臣郝经在《东师议》一文中说过：“图天下之事于未然则易，救天下之事于已然则难。于已然之中复有未然者，使往者不失而来者得以遂，则犹难也。”这段话中所包含的思想，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崛起这个命题很有意义。

　　忧患意识是我们民族性的一个突出特征，它深深根植、始终贯穿于我们的文化传统中。“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孔子这句话所指出的，便是《周易》这部书所深深蕴含并处处辐射出来的忧患意识。

　　对于忧患意识，以往我们的理解多是这样两个方面：一是转危为安、运亡于存的一面；另一个方面是常存警戒，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说，不仅在逆境状况中忧心忡忡，在表面形势“一派大好”的顺境中，更是要“见微知著”，“思患而豫防之”，探寻可能导致“功亏一篑”的蛛丝马迹。

　　郝经这段话则在上述这些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已然”和“未然”之间的关系。“于已然之中复有未然者”一句，思想尤其深刻，可以作为我们分析问题的基本方法。“使往者不失而来者得以遂”，更是显现出极高超的境界。我们今天所讲的“维护好利用好战略机遇期”，如果换一句话说，也就是如何“使来者得以遂”。

　　描绘“未然”的图景

　　中国的崛起和民族复兴日益呈现出清晰明朗趋向，我们把未来的十几年称为战略机遇期，并力图取得更进一步的发展。但“已然中复有未然”。中国自身发展，中国同外部世界的关系日趋复杂，内外互促互动，矛盾与冲突此伏彼起。“图天下之事于未然则易，救天下之事于已然则难。”我们今天讨论中国崛起，首先要对未来15年有一个初步的预期和展望。

　　直接地描绘“未然”的图景总是很困难的。必须寻找一些途径，在思想和意识上把“未然”转变为“已然”，同时，在“已然”中寻找“未然”。

　　中国崛起既是一个命题，也是一个现实。我们可以把中国未来的发展视为一种“已然”的趋势。无论人们怎样看待中国的崛起及其所产生的影响，这一进程都会继续下去。因为它不是一个暂时的、全新的现象，而是一种深厚的社会历史的运动，有着难以抑制的冲动和生命力。

　　中国是人类文明重要的发祥地之一。上下五千年，中国只是在最近的两三个世纪里，才逐渐失去了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从历史哲学的角度看，中国在失去了原有优势的同时，就已经开始了复兴和崛起的历史进程。确切地说，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一直在复兴和奋进的历史进程之中。1894年甲午战争后，这种奋进逐步上升到理论上的自觉。

　　今天我们所讨论的中国崛起，是这个进程的一个最新阶段，可以理解为中国历史同世界历史真正地融合在一起的一种进程。其实质是国家实力、国际身份、国际地位乃至世界观的全面跃升，简要地说，是从发展中大国向中等发达国家的过渡。

　　但中国的崛起是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美国力图主宰世界和全球反恐斗争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因而，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上看，充满了许多“未然”因素。在国际层面，经济和政治两个问题天生就缠绕在一起，实质是同一个问题，而且自始至终是全球图景中的首要问题。

　　从休谟到列宁

　　政治经济学自18世纪后半叶发轫以来，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目前正处在第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开始，到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马克思结束，刚好一个世纪。讨论的中心问题是经济增长，也就是发展问题，关注的焦点是经济增长的潜力、局限性和财富的分配。斯密虽然身处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中，但并未预见到这种革命将导致巨大变化。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所关注的财富分配问题，实际上是争夺一个馅饼的“零和”斗争。

　　马克思和穆勒开创了政治经济学的第二个时期。工业革命使马克思和穆勒都发现，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中，资本是最活跃、最不安分、最具有冲击性的因素。资本的积累和扩张，推动着或多或少有规律性的技术进步，从而使可供分割的馅饼不断扩大，这也是资本主义经济具有持续发展可能性的基础。

　　但他们也都指出，这种发展包含着极度的不公平性和残酷性。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资本家将攫取过多的财富，必然造成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化。为了使这一体制变得更人道、更文明，马克思提出必须进行革命，而穆勒则提出了民主福利国家思想，以避免流血和革命。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和运动规律的阐释，比任何人都更为精辟、有力。资本积累的内在冲动，决定了资本主义制度自始至终是一种扩张性的制度，是一种“全球性的制度”。无论是怎样形成的，根植在哪里，它总是要破坏束缚它的桎梏，清除自己道路上的障碍，以公开或隐蔽的形式在社会中争得统治地位。资本之所以会无休止地向外扩张，有两个永久性因素：一个是它产生的经常性的危机，另一个则是从外部取得更大利润的可能性。

　　由于资本的扩张始终面临着地理上的障碍和政治上的抵抗，因而需要国家充当通道、媒介和代理人。这样，在国际范围内，资本的利益便直接、迅速地以国家政策的形式而表现出来。资本扩张所产生的各种对抗，也因此采取国家之间冲突的形式。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大规模向外扩张，印证了马克思的理论，政治经济学的重点也转向了国际层面，进入了第三个时期，即国际政治经济学时期。

　　列宁1917年发表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对帝国主义进行了历史性的总结。他精辟地指出，帝国主义的国际对抗，基本上就是敌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对抗；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竞争，是国际冲突和军事对抗的轴心。第一次

世界大战，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证实了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但战后的苏联，过于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矛盾的不可调和性，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本身的重大变化。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领域发生了三大变化，一是殖民体系的瓦解。二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完成了向福利社会的转变。到1970年代中期，西方主要国家的福利支出平均占了GDP的24%，民主社会主义在德国和北欧成为社会思想的主流。这两个变化，宣告了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学时期的结束。三是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崛起，标志着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学时代的来临。

　　现代政治经济学中的“中国崛起”

　　这第四个时期的政治经济学，直到今天才具有它的真正含义。早在1758年，休谟就天才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当经济发展的领先者，即率先掌握了贸易和技能的发达国家，它们的成功在欠发达国家引起“骚动”，并利用其低工资优势起而模仿领先者时，领先的国家究竟应当如何做出反应。休谟指出，领先者将后来者“扼杀在摇篮之中”，是一种“本能的反应”。但他认为，发达的先行者如果能够维持一个开放的贸易制度，就可以从扩大了的市场和贸易中受益。但同时先行者自己必须要保持“勤奋和文明”，以应付不可避免的、不断加剧的竞争。

　　之所以说，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学时代刚刚来临，是因为政治经济学的这个中心问题在过去的历史中从未受到真正的考验。斯密和休谟曾经批判过的殖民制度，直到今天还留有残余。过去一百多年里，除了欧洲和北美，步入发达国家行列者只有日本、

澳大利亚等寥寥几个国家。20世纪70年代东亚“四小”经济起飞时，世界还笼罩在冷战的阴云之中，很多人认为这是美国庇护的结果。没有人能预见到整个东亚地区，包括中国今天所取得的经济成就。

　　21世纪的世界正经历多维度的革命，包括贸易制度的巨大变革、资本的自由流动、技术的大规模创新与扩散。从东亚、拉美到东南欧，再到南亚，一大批新兴国家具备吸收和利用新技术的能力，具有经济迅速而持续发展的潜力。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只是其中规模最大、发展潜力也最大的国家。

　　中国率先崛起和复兴，究竟会对西方发达国家产生怎样的影响？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产生怎样的的影响？发达国家究竟会如何应对？是以“本能的反应”来扼杀，还是保持“勤奋与文明”？这些问题多半都是“未然”的。

　　“使来者得以遂，犹难也。”维护难得的历史机遇期，顺利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我们的历史性任务。然而，大国国运的兴衰毕竟是国际政治的结构性变动，权力与利益的再分配必然引发全局性震荡。历史上任何大国的崛起道路无不充满艰辛与风险，尤其崛起进程发展到一定阶段，与外部世界的矛盾、摩擦乃至冲突也会升级。今天的中国，已经面临这样的一种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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