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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一冰
中央财经大学发布了我国首份地下金融调查报告《中国地下金融调查》，目前中国地下信贷规模介于7405亿元至8164亿元之间(1月4日《新京报》)。如此巨额并游离于监管之外的“地下金融”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不可小视，是堵还是疏？
调查报告数据也显示，在正规信贷支持力度相对较小的中小企业和农业等行业方面，地下金融很大程度上起到了补充作用。这让人联想起数年前发生的“大午集团非法集资案”：私营企业河北大午集团因长期无法从银行获取贷款，转而采取向员工亲朋和附近村庄的村民打借据的方法募集资金，这一行为是典型的“地下融资”，因此被检方指控违反了《刑法》第176条的规定，犯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再来看看宏观数据，有关统计数据显示，全国134.46万个工业企业法人中，中小企业已经占到99.88%，缴税占到四成多(资料：04年1月9日《中国税务报》一版)。然而，中小企业获得贷款的机会非常难，因此长期以来，中小企业融资渠道更多依靠非正规的金融途径，在媒体在全国调查的17个省中，有的省份中小企业非正规贷款比例甚至接近七成(资料：04年1月20日《中国新闻周刊》)。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小企业贷款难的同时，大企业或某些地方政府“亲养儿子”型企业却往往可以轻易获得大量贷款。因此，东北地区还流行起“企业转贷”，转贷“东家”是较知名兼具实力的大型国有企业，其他类型的企业付出“佣金”后可以从“东家”处“转贷”银行贷款(资料同前)。由于资金成本过低，大企业完全可以靠大量的资本、自然资源来支撑钢铁、水泥等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业发展。它必然会带来重资金轻劳动力甚至出现裁员的后果，并且这个后果往往还要中央政府来承担，看看我们的就业率、看看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率。看来，政府及相关部门必须认真思考：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地下金融”的繁荣昌盛？应该怎样正确认识和应对“地下金融”？
我们的金融体制似乎残留着计划经济下垄断性管理的影子，并且还在用这带有“历史问题”的体制来整治多元化的经济实体，它必然与市场经济的发展产生冲突，也必然导致中小企业不得不转向“地下金融”谋取贷款，并客观推动了“地下利率”的市场化进程。这应该算是一种“快乐的悲哀”，金融体制某些领域的市场化改革竟然是这样开始的。
“地下金融”并非洪水猛兽，要避免其给社会经济生活带来的不良影响，关键是疏导和引导，关键是打开金融“管制”、“垄断”的闸门让投资的渠道顺畅，通过一定的规则因势利导让民间资金流向最需要支持的中小企业和农业等行业，“金融民间故事”也许将以皆大欢喜的“喜剧”形式来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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