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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特约评论员 梅新育
震动全欧的俄罗斯-乌克兰天然气争端已经以一纸协议而基本结束了。这一事件再次证明，在经济全球一体化、各国经济高度互相依存的今天，不能动辄运用政治手段来解决经济纠纷。当然，这件事情也给了我们不少启示。我们无意争论有关当事各方的是非曲直，但不能不关注我国经济对进口初级产品依赖程度的上升及其潜在风险。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已成为初级产品净进口国，初级产品进口额1998年为229.52亿美元，2003年为727.83亿美元，同比增长48%；2004年高达1173亿美元，同比增长61%；2005年111月为1337亿美元，同比增长26.2%；初级产品贸易逆差1998年只有23.5亿美元，2004年已高达767亿美元，比上年高102%；2005年111月为896亿美元，超过上年全年水平。一些关键能源和原材料进口数量尤其惊人：2004年进口原油12272万吨，比上年增长34.8%；成品油3788万吨，增长34.1%；2005年111月进口原油11555万吨，同比增长4.4%，成品油2829万吨……
无疑，扩大初级产品进口有其经济和环境合理性。因为在农、牧、林、渔业资源方面，中国国内已经严重过度开发，造成了深刻的环境危机，必须减少国内开发。在矿产资源方面，就总体而言，中国矿产资源禀赋不佳，无法满足大规模快速工业化的需求，这主要体现在：首先，我国矿产资源总体储量不足，且需求结构与资源供给结构脱节，用量较少的钨、锡、稀土、钼、锑等矿产资源在我国蕴藏量丰富，但需求量大的油气、富铁矿、锰、铬、钾盐、铜、铝等大宗矿产储量不足；其次，我国矿产资源品位不高，开采难度大，成本高；第三，我国矿产资源区域分布不平衡，大宗矿产普遍远离经济中心和海路，运输成本高。
有鉴于此，我国扩大利用海外资源势在必行，但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忽略过度依赖外部资源可能存在的巨大风险。在今天，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已成为主流观念，但一个对国家命运抱有高度责任感的政府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否认，当中国崛起已成为世界政治、经济的关键词之时，难免有大国将中国视为最大潜在挑战者，而世界上主要资源产地和航运要冲则为其所控制。那么，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在扩大利用海外资源的同时，就不能放弃独立自主的能源安全战略，如此我们也才可以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与风险最小化。特别是今日世界依然争端四起，更没有理由不未雨绸缪而安享当前和平环境。
孙子云：“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孙子·九变篇》)。为此，我们首先要在保证经济合理性的条件下推进资源进口渠道多元化，亦即要确保每种重要初级产品都有两处以上的稳固进口来源，这样做兼有经济和安全双重目的，经济目的是遏制资源供应方漫天要价的能力，安全目的是避免在非常时期被敌对势力切断我国的重要资源供给。根据上述目的，我们可以通过推进区域和双边经贸合作，便利资源进口。
尤其重要的是，在部署石油、铁矿石、铜矿等战略性资源进口来源时，我们需要重视开辟上述资源的不受战争影响的来源：一是优先选择与我国陆地相连的资源出口国；二是选择一般情况下不太可能出现或卷入战争的国家；三是优先选择与我国无领土和历史问题争端的国家。目前，向我国提供初级产品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有东南亚、俄罗斯、中亚、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中东、非洲、印度等国，我们可以通过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或专门的初级产品自由贸易协定的形式，便利我国从上述国家和地区的资源进口，尤其应当加快推进与东盟的“10＋1”自由贸易区谈判进程，因为这一地区不仅拥有相对丰富的初级产品资源，而且与我国陆地相连，资源通道相对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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