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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市场化为导向的价格改革正在中国再次闯关。与1988年的情势不同，这次的修改重点放在了中国“以用计划经济手段管理时间最长，政府管制最强”的资源领域。
2005年底，中国国家发改委提高了天然气的出厂价格。而2006年全国重点煤炭产运需衔接会(以下简称煤炭衔接会)于2006年1月1日在济南正式召开，会期十天。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欧新黔指出，今年在保持电煤价格总体稳定的前提下，取消发改委2004年底出
台的电煤价格临时性干预措施，在政府监控条件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电煤价格。这标志着电煤告别了实施了13年的价格“双轨制”。
价格改革的重新上路，一方面，其原因在于中国政府希望以此打造节约型社会，改变高能耗、高污染的增长模式，而政策出台的“窗口时间”则是在目前CPI处在一个温和水平线上，这样不致引发剧烈的通货膨胀。另一方面，资源价格的改革也是发生在中国对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再次引发争论的敏感时期。
而早前的关于医疗体制改革，就在主管部门与舆论中引起了是否继续市场化的激烈争论；教育改革也同样面临着类似争议。尽管医疗、教育是否继续产业化、市场化改革还有待观察，但发改委作为国家制定产业政策和改革的综合部门，在2006年力推资源价格的市场化改革同样引人关注。在1980年代十分活跃的国家体改委现在就并设在国家发改委，所以，在人们重提“改革年”时，冀望发改委有大动作。
这次发改委的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同样又免不了一场争论。到底谁是这场改革的受害者？在资源的择矿权、采矿权被三大国有能源巨头高度垄断，是否让更多的企业包括民营企业参与竞争？同样这样一场波及民众的改革能否平稳推进避免社会问题出现？更深层次的疑问还在于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都是海外上市的公众公司，资源价格改革带来的价格上涨收益是否是“肥水流入外人田”，肥了海外投资者？
居垄断地位的三大国有能源巨头如何既作为公众公司对投资者股东负责，又能作为中国资源能源的经营者，在享受政策红利和制度福利后，负起对中国用户的能源安全屏障的责任。
在这轮改革中，发改委的“归位”同样引人关注。对于天然气价格的调整，发改委自身定位是“监管者”；而在发改委淡出的“煤电之争”中，发改委预设的前提是“在政府监控下”。
其实，考验一场改革的取向，最根本的导向指标是政府行为的干预方式和程度。这次发改委力推的资源价格改革、发改委没有退出只是淡出，因为资源能源供应具有公用事业属性，进入壁垒较高，在上游存在完全垄断型的市场结构，产品供应的民生敏感度相当高，所以政府不能完全脱身不管，同时，任何一次价格的调整和改革又是利益关系的重新安排，作为政府部门，又千万不能置身利益的争抢和具体的博弈过程，只能让位市场，让自己成为程序正义的监管者和结果导向的协调者。
更深层次的意义还在于，中国资源利用率的提高及增长方式的转变动力，只能是通过市场机制来完成，而不是通过政府的号召和文件。中国能源占用的比重70%以上是企业用户，所以全民节约的主体突破首先应是企业，所以，观察这场改革的结果更重要的是政策的魔杖是否灵敏的反映在企业主体的导航系统上，让企业成为节约的主体也是舆论和媒体值得形成共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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