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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特约评论员 陆志明
高校收费节节攀高已经成为许多中低收入家庭的“心中之痛”，因学积贫、因学返贫的新闻报道也屡现报端。新华网2005年12月28日刊登了一则新闻，记者最近采访大量教育界人士，却发现每年高达数百亿元的高校收费，其中有很大一部分，竟然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是根据什么标准收的。对于高校教育收费，国家目前尚无明确的标准，直接导致高校收费犹
如“一团乱麻”。
高校的收费最近几年频频招致多方诟病，虽然没有像医疗行业改革一样，得出“基本不成功”的结论，但是其内部管理制度的混乱与给老百姓造成的沉重负担同样令人惊诧不已。一项调查显示：仅有75%的被调查者能够接受大学每年5000元以上的学杂费收费标准，716%的被调查者认为现在的高等教育收费太贵。而在北京，有64%的家庭认为目前的高校学费太高；对于一家供养一个大学生，33%的人认为很困难，37%的人认为勉强供得起，只有30%的家庭认为毫无困难。北京尚且如此，农村就更不用说了。
归根结底，其根本症结在于：基本的学生、学校及国家三方权责利未能确定，因而三方的出资比亦无法明确；高校内部的财务信息绝对保密，致使高校收费的“来龙去脉”鲜为人知；高校近年来频频改革扩张，国家原有的收费标准早已不再适用，1996年颁布的《高等学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规定早已不能适应现实的情况，很难起到真正的指导作用。
如何解决上述三大难题已经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按照收益———成本配比的原则，高校收费制度明确的逻辑基础在于学生、学校及国家三方从高等教育中的收益之比，并由此来决定高教成本分担之比。这样做的根本难点在于三方收益难以量化，不过其中有一些也是可以确定的，例如学校受益面最广的基础设施建设，从财务学的角度来看可以归纳为不变成本，毕竟基础设施———如教学楼或教学设施一旦建立起来，受益的将不是某一个学生，而是所有人。所以这个方面应该主要由国家(财政拨款)负责。对于学校而言，首先要做的就是公布其财务信息。从原则上来讲，学校并非完全的商业机构(退一步来说，即使是上市公司也有严格的信息披露机制)，如果账目清晰，公布并不存在任何障碍。一方面，让学生、国家及学校各阶层了解学校财政收支的来去因由，才能确信所交的费用无一落到空处，有助于高校收费建立合理、合法的形象；另一方面，财务信息的公开化也能实现专项资金专门使用，严格杜绝腐败现象。
确立学生、学校及国家三方的出资比与实现财务信息的公开化，是新的高校收费标准的可行之据。在高校财务信息公开化的前提下，国家才能准确评估高校的运营成本，建立科学合理的成本核算体系；在确立了学生、学校及国家三方各自应负担的成本部分之后，高校收费制度才更具可操作性，才更能为老百姓接受，高校收费的价格听证才有其现实意义。
另外，将部分热门专业的学费调高，部分冷门专业学费调低并非完全的市场行为。完整且能充分发挥市场力量的条件是买卖双方都具备自由选择的能力。目前中国的高考选拔制度是所有高校统一考核制，不同于美国的报考制———即要报考哪个学校，必须满足该学校的要求才能入学。这就决定了中国的考生和学校在很大程度上并无双向选择的权利，主要是依据国家给定的分数线进行机械地分类，从而高校学费市场化的基础都无从谈起。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高校单方面调节学费充其量只能看作是私人行为，其目的是为了平衡自身内部利益，体现的是其相对于学生的垄断地位优势。再加上内部财务信息不透明，高校教育收费问题的确令人堪忧。
教育是把我国巨大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的根本途径。在高校财务信息公开的基础上，明确学生、学校及国家三方责任与义务。高校收费制度的改革只有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才是令人信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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