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主流经济学不要以科学的名义来反击

　　郭松民

　　忽然想起了经济学界的一则轶事：那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彼得·怀尔斯教授受世界银行委派来华举办高级经济理论讲座，其间冷不丁地冒出了一句：“经济学实际上是‘裸体的皇帝’，不是吗？”这让在场的一位年轻学者困惑了很久，后来他终于悟出老先生此话的含义是指经济学其实还不是一门科学，但却无人敢于充当那个说真话的孩子。

　　想起这则类似中国禅宗中得道禅师对弟子予以当头棒喝促其顿悟的故事，是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忽然有人开始强调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了。2005年是中国的主流经济学流年不利的一年，主流经济学家们几乎陷入了千夫所指的困境。到了岁末年初，一些人便以折中、公允、调和的姿态出来打圆场说“经济学是研究客观经济规律的科学”，经济学家们无非是坚守了“科学的本真”而已。而主流经济学家们似乎也如梦方醒，纷纷开始以“科学”的名义反击“为利益集团辩护”的批评。一个以不变应万变的公式是：“XX改革之所以不成功，不是市场化造成，而是市场化不彻底造成的”，云云。

　　如果主流经济学果然是科学，那么我也同意凡是因主流经济学家提出的改革方案而受害的人都只能自认倒霉，就像我们虽然不喜欢冬天，但却不能因为冬天的不可避免而迁怒于气象学家一样。但如果不是呢？

　　今日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完全移植于西方以论证自由市场制度为世界上惟一有效率的制度为核心内容的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不承认“可重复，可检验”科学原则，而认为严密的逻辑推理才是最重要的原则。其信条是：如果前提是正确的，逻辑是严格的，那么结论也就一定是正确的。

　　我们就按这一信条来做一番推理。任何一个受过基本经济学训练的人都知道，主流经济学的全部结论都是建立在这样两个基本假设之上的：一是假设人都是“理性经济人”；二是假设所有的信息都是完全透明的，可以免费获得。但质之现实生活，就会发现这两个假设都是错误的。

　　首先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早就证明人的理性是相当有限的，在许多情况下甚至完全是非理性的。后弗洛伊德心理学发现，对于任何一个确定的情形，个人的反应永远不可能被准确地预言，个人决策主要是依赖其原有的偏见和固有的偏好，有很大的非理性因素。

　　这一点在中国的国企改革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明。按照主流经济学家的逻辑，只要通过MBO的方式给国企找到一个“理性经济人”做所有者，他就必然会竭力把企业做好。但实际情况却是：新的所有者往往会让企业停产，在原地搞

房地产开发。还有的则大量解雇工人，并为了降低成本而使用过时的、污染严重的技术等等。至于当地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环境状况等统统都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内——从这些行为当中，我们哪里能够看到一点点理性的影子呢？

　　至于信息的不完全、不透明、不对称，就更是单凭我们的常识就可以明白的。因为如果信息是完全的，则我们到市场上买东西就根本无须讨价还价了，所有的广告和推销活动也就都变得不必要了，所有的市场监管和金融监管机构也都变得成多余的了。实际上，现实经济世界与主流经济学所构造的那个信息完全的高效率的自由竞争世界恰恰相反：有太多的买主和卖主在黑暗中互相寻找但总是擦肩而过，市场完全出清与市场无法出清相比较，几乎成了不可能发生的“小概率事件”。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正是凭着他在“信息不对称”问题上的洞见，而获得了2001年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斯蒂格利茨在其著作中尖锐指出：“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标准信息假设方面的轻微变动，将彻底改变标准新古典理论的所有重要结论，因此这个理论最终是站不住脚的。”

　　如果主流经济学“站不住脚”，并非是一种科学，那它究竟是什么呢？我觉得还是斯蒂格利茨的见解来得深刻，他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实际上是一种乌托邦信仰：即认为私有化和自由市场经济是惟一合理的制度。科学可以帮助我们找到正确的方向，而乌托邦则是强加给我们一个不容怀疑的方向，进而排除了我们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探索发展道路的任何可能！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中不乏盲目信仰这种乌托邦的庸人。当然，有些也并不是真信，不过是借此牟取私利罢了。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也就理解了为什么当成千上万人失业下岗，看不起病，上不起学时，主流经济学家们居然用一句“改革的代价”就轻轻带过了。

　　现在，是到了我们大声地喊出“皇帝真的什么也没有穿呀”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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