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伦理经济学

　　在现实中，SCNT技术的使用是否符合伦理原则，很难监督。而且，在转型期中国社会，许多实验室的许多规章和守则，都是难以监督的。追究理由，通常归咎于实验室工作人员的责任感减弱。但如果道德状况普遍恶化，我们就应当改变规章，以适应恶化了的道德状况

　　□ 汪丁丁/文

　　以往的伦理学论争，旨在澄清我们应当服从的理想的行为规范。经济学旨在说明我们在现实世界里的行为模式。阅读了几十篇最新发表的关于胚胎干细胞研究的科学论文和伦理学论文之后，我意识到，生命科学研究的伦理指导尚缺乏伦理经济学根据。

　　所谓“伦理经济学”，就是对伦理学原则实施经济学分析，以便向公众指出哪些伦理原则是由于费用极高而不可执行的，哪些是由于费用极低从而可被普遍遵守的，以及无数居于这两极端之间的现实可能的伦理原则的“成本-效益”分析。

　　对胚胎干细胞研究的行为规范问题，在那些监管规则和法治健全、并且从业人员道德水平较高的西方社会里，自1996年以来，尤其自2001年以来，仍远未澄清。对于中国这样的转型期社会，在这一远未澄清的问题之外的更严重的问题是：中国科学家群体明确赞同的那些已经被部分西方社会采纳的对胚胎干细胞研究施加的行为规范，在给定的监管能力和道德自律条件下，是否可执行？

　　在哺乳动物胚胎发育早期，胚胎内的“脑干”细胞具有形成人体内二百多种不同细胞的能力，简称“多能干细胞”。也因此，干细胞研究有可能发展为再生缺损组织与器官的“万能修补”技术。但是，基于同样的关键技术，干细胞也可以用于制造“跨种”或“种内”的克隆人。2005年初，联合国法律委员会以71票赞成、35票反对、43票弃权这样的复杂方式通过了要求各国禁止有违人类尊严的克隆人的“政治宣言”。中国投了反对票，理由是：宣言用词不清晰，混淆了治疗性克隆与生殖性克隆这两种克隆研究在目的上的本质差异。治疗性克隆，不存在伦理问题。

　　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科学家从三种途径获取人类胚胎并从中提取“脑干”细胞：(1)死亡胎儿的胚胎，(2)不孕症患者的多余胚胎，(3)将患者的体细胞核移植到供体的去核母卵细胞内，激活母卵，经过体外孕育而生成胚胎多能干细胞体系，这一过程被缩写为“SCNT”技术。

　　2003年，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的研究人员将人体皮肤细胞核植入兔子的卵细胞，孕育出人体胚胎及胚胎干细胞。2004年，美国明尼苏达州一所医疗机构培育出了身体里流淌着人类血液的猪。2005年初，美国斯坦福大学一所研究机构宣称将克隆“人脑鼠”——它(他或她)将具有百分之百的人类大脑。同年12月12日，加州圣迭戈最负盛名的苏尔克研究院的一组科学家把10万只人类胚胎干细胞注入到发育两星期的老鼠胎儿大脑内，预计可孕育出人脑细胞数量为0.1%的鼠脑。在2006年1月即将发表的一篇论文里，包括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高绍荣博士在内的研究者指出：使用胚胎细胞核移植的克隆具有远比使用体细胞核移植的克隆高得多的效率——二者可相差20倍。

　　2005年12月16日，韩国汉城大学黄禹锡教授领导的研究小组在运用SCNT技术时使用了两位女性助手的卵细胞，致使黄禹锡自责并辞职。尽管目前黄禹锡还面临“学术造假”的严厉指控，但我更关注导致他决定辞职的道德理由——他的小组和他们的美国合作者，违反了在美国和韩国从事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伦理原则。

　　丘祥兴、高志炎、陈仁彪曾在《科学》撰文阐述中国科学家的伦理立场。他们赞同禁止克隆人的理由，基于克隆人引发的五项伦理问题：(1)克隆人与其母体的社会关系难以确定；(2)人类繁衍不再需要两性参与，从而家庭解体将瓦解社会既有结构；(3)克隆可能降低人类基因组的多样性，从而引发新的疾病；(4)克隆技术尚不成熟，效率极低，从而将产生许多“报废”但有生命能力的克隆人；(5)跨种克隆可能导致基因武器，最终可能毁灭人类。同时，他们赞成治疗性克隆研究。沿袭英国科学家的看法，他们建议在实施SCNT技术时，只允许从发育时间不超过14天从而尚未形成神经感觉系统的所谓“二胚层”阶段的胚胎内提取干细胞。

　　科学家们承认，SCNT技术既可服务于生殖性克隆目的，可服务于治疗性克隆目的。也就是说，在现实中，SCNT技术的使用是否符合上列伦理原则，很难监督。而且，在转型期中国社会，我们注意到，许多实验室的许多规章和守则，都是难以监督的。追究理由，通常归咎于实验室工作人员的责任感减弱。但如果道德状况普遍恶化，我们就应当改变规章，以适应恶化了的道德状况。

　　在伦理经济学视角下，最值得反思的，是中国对联合国那份政治宣言所持的反对立场。

　　这一立场的核心特征就在于它对治疗性克隆的支持和对生殖性克隆的反对。可是，如果道德自律的缺失与极不完善的规章与监管制度，使得区分这个不同目的克隆行为的费用足够高，以致我们很可能让“人脑鼠”从实验室里溜走；并且，由于鼠类极强的繁殖能力，最终，这一“聪明鼠”类别在地球上取代了人类。与这一想像中的代价相比，同样尚处于想像阶段的器官与组织的万能修补技术带来的收益，是否显得微不足道呢？-

　　作者为本刊学术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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