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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观潮之陈冰专栏
从今年1月起，广州有劳动能力但未就业的低保户，每人每周要参加10.5个小时的公益劳动，包括社区清洁卫生、治安巡逻、对老弱病残人家提供帮助、整理和接受公益捐赠物品等。这些公益劳动都较轻松，且为低保户提供了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有助于受济者保持健康心态:一是扩大了人际交往圈，可消除寂寞感；二是通过劳动表达对纳税人的感恩，降
低白吃白拿的惰性。
这项政策同样体现了人道关怀，规定低保人员在患病等情况下可以暂时不参加劳动。广州市居民生活用水从过去的0.99元/立方米提升到今年的1.32元/立方米后，仍对低保户实行水价优惠，维持过去的收费标准，也是通达人情的好政策。
广州在社会救济上的政策创新，其实与欧美发达国家的救济原则相一致，只是具体的政策细节不同。在西方社会，过去比较大度的社会救济政策的确养了一批“不劳动者却得食”的懒人，加上外国避难者的大量拥入，使得救济金成为国家沉重的财政负担。
不进行改革，则意味着有工作的人要纳更多的税，这实际上很不公平。从上世纪80年代英国撒切尔夫人的改革到今天德国默克尔的改革，社会救济制度的革新是整个经济改革的组成部分，其核心是鼓励劳动，通过劳动获取生活资源，而不是传统社会主义的极端人道原则。欧洲大陆国家的社会福利政策，失业者的平均救济金几乎是从业者平均工资的70%到80%，这样的“救济”自然会“纠集”出大量不学无术的懒汉，最终的结果不仅使国家财政负担增加，且使国家竞争力下降。德国和法国目前的经济困境，很大程度上讲是过于慷慨的福利政策所致。
布莱尔1997年入主唐宁街10号后，对救济金政策一直在改革。首先，工党政府推行“新政”(NewDeal)，规定25岁以下靠救济金生存的人，政府帮助他们找工作，接受职业培训。政府把救济金交给企业，企业则提供培训，这样企业在不花钱或少花钱的情况下得到了人力资源。一旦年轻人成为“熟练工”，政府则停止给企业划款，企业按常规支付工资，失业者便转化成从业者。这个政策规定，失业者如不服从政府安排接受就业培训，6个月时间后停止发放救济金。这项政策到目前为止，效果很好。
英国实行的另一项旨在鼓励人们“多工作，少救济”的政策是，对双职工家庭给予免税优惠。在英国，很多家庭有孩子后，其中一人就得停止工作专门带孩子，因为支付给保姆的工资相当于一个人的收入。这使许多女性失去工作技能，孩子长大后难以就业，可能成为“永久牌”的家庭妇女。英国政府于是规定，双职工家庭根据收入高低，可以程度不同地享受免税优惠，免缴的这部分税基本上是请保姆带孩子的费用。如此，减少了很多潜在失业的可能性。
通过税收政策鼓励有劳动能力的人出去工作，是欧洲国家通行的政策。在英国，每周收入低于约80英镑的人，能免去个人所得税和国民保险基金。于是，很多有一定工作能力的人常做半时工或周末工。按最低工资制5.5英镑/小时计算，只要工作11小时就能得到与救济金相等的钱，再加上各类鼓励就业的政策优惠，工作比领救济金在总收入上划算，且不受人歧视。不难想像，英国的失业率稳定在4%左右，是欧洲国家中最低的。
广州要求低保户从事一定公益劳动的政策，可谓符合国际潮流。不过，这仅仅迈出了半步，既不能帮助低保户摆脱受济状态而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也不能预防潜在失业，因此，政府部门还需强化政策调研，结合国外经验制定更有力的措施减少和预防失业。比如，政府通过政策调控鼓励部分企业采纳半时工制，或者联系一些企业把有些业务转到家庭做，提供让低保户转变成就业者的方便渠道。另外，政府还可在税收、住房、子女教育、医疗保险等方面制定鼓励工作的政策，减少潜在的失业人数。
(作者系旅英资深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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