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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伟
“刑不上大夫”出自于儒家经典《礼记》，原意是指士大夫即使犯法也享有免受法律追究的特权。而日前提请全国人大审议的刑法修正案草案，将商业贿赂犯罪的主体扩大到公司、企业以外的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这意味着发生在医疗机构的药品、器械采购中的商业贿赂行为，如收取药品回扣、赞助费、新药推荐费等，数额较大的，也将以商业贿赂犯罪
被追究刑事责任。此次，“刑上了大夫”，只不过“士大夫”换成了“大夫”。
鉴于“医”在民生中的重要的地位，鉴于日渐扭曲的医患关系，鉴于流传于坊间、各种媒体中的种种医疗黑幕，此新法一经透露，便赢得满堂喝彩。但仔细想来，新法的积极意义不言而喻，对其的冷静思考更是必须。笔者认为，至少有几点还需要洞察。
其一，不客气地说，商业贿赂在国内一些医疗机构内早已经“制度化”，被贿赂的医务工作人员不在少数，按照一般对“数额较大的”理解，5万元可能会是个普遍的标准。以此追溯，多年累计下来，收受5万元贿赂的医务人员在全国范围内想必也不少，倘若一些重量级的“药贩子”以行贿罪落网，拔出萝卜带出泥的后果可想而知，如何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想必是个难题。
其二，目前在医药系统行贿的手段以回扣为主，毕竟现在是“现金为王“的时代。未来新规既出，可以预期，为规避牢狱之灾，行贿、受贿手段会更加多样化和名目繁多。以国内目前的法制条件和司法手段，定义和监控此类变相贿赂的难度颇大，可能在未来的司法实践中又无所作为。
其三，立法的目的是警示犯罪者，以防为主，因此，新法规还需要有未来医改的配合。客观地说，医务人员收受贿赂部分程度是源于目前落后的医疗体制，所谓“体制黑洞”滋生“白衣蛀虫”。相对于承担的并且日益加剧的行医风险来说，最能体现医生技术价值的诊断和治疗费用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偏低。例如，一个内陆省份三甲医院的一次门诊诊疗费用可能只有两块钱，而给医生的实际报酬只是区区几毛钱。僵化的医疗体制已经严重阻碍了医务人员市场价值的体现，正因如此，大多数医院才走上了以药养医的歧途。显然，只有重构医疗系统的利益链条，才是杜绝贿赂的治本之策。
医务人员收受贿赂部分程度是源于目前落后的医疗体制，所谓“体制黑洞”滋生“白衣蛀虫”。立法的目的是警示犯罪者，以防为主，因此，新法规还需要有未来医改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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