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商世界：民间资金正在演变成恶钱吗

　　钱多了，本是好事情，但是在缺乏合理的投资渠道与管理下，热钱就有可能变成“恶钱”　

　　燕峰

　　触目惊心的贫富差距导致的一个后果就是，有钱人可以凭借手中的丰富资源，利用经 济体制不完善的种种漏洞，攫取大量财富。所以中国“炒家”横行，有炒房团、炒煤团、炒电团、炒棉团，等等，几乎缺什么，就有人在“炒”什么。

　　当然，炒，不一定见得都是坏事情。而且，在美国、英国那样的国家，不也有索洛斯那样的大炒家吗。但是，人家炒，那是在体制完善的条件下，很难兴风作浪。而在中国却不同。为什么不同呢？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教师李华芳，把大量热钱涌入某一领域造成的恶果，称之为“热钱综合征”。他认为，“热钱是一柄双刃剑，如果疏导得当，可给当地带来稳定资金源，促进经济增长，带来社会发展。但热钱也会膨胀，会产生泡沫，乃至带来热钱综合征。”

　　钱多了也会得病

　　热钱综合症？这是不是有点危言耸听？

　　首先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热钱如果去了不该去的地方，或者没有去该去的地方，后果将是深刻的，长远的。回顾西方国家发展历程，会发现一个规律，就是资本升级先是通过原始积累获得商业资本，然后伴随第一次工业革命，商业资本升级为工业资本，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以资本运作方式获利的金融资本占据了主导地位。

　　但是，民间的各种炒团，则是明显具有“贸易性质”的，因为他们多是短期投资，带有“炒”的性质。我们很难想象，“中国世纪”是可以炒出来的。我们需要发达的金融业，但是扎扎实实的工业基础，世界领先的技术水平，都是炒不出来的，而这是金融业发达的基础。

　　最近有媒体专门报道《中国富人玩不了互联网》，指的就是这种情况。这些民间的富商，缺乏对高科技的了解，对互联网等新兴产业知之甚少。他们只能炒房子，炒煤，炒棉等传统产业、紧缺资源。而那些国外的风险投资商则从中国的高科技企业中每年获得近100%的回报。

　　而从短期来看，热钱综合征的后果主要表现在，大量热钱涌入有限的投资资源，造成了泡沫，不但扰乱了市场秩序，热钱本身也会受害而萎缩。关于炒房团的例子就不用说了。看一个温州炒棉团的例子吧。2003年，以温州为首的民资到新疆收购棉花，资金超过100亿元，其中仅在主要产棉区阿克苏地区，就有上千温州人携资30亿元入市。在民资抢购棉花的价格战中，新疆各棉区每公斤籽棉的收购价一下由2003年9月份的1.6元飚升到2004年初的8元以上；温商轧花厂也由近百家突增至300家。但随后就是棉花价格的暴跌，价格跌去至少1/3。导致不少温州商人谈面色变。这种价格剧烈的波动，显然影响棉农正常的生产秩序。

　　“温州炒棉团”的短期牟利行为还波及了浙江有关产业政策的顺利实现。2005年初，浙江和新疆两地产权交易所联手，试图引导浙江民资参与新疆以国企为主的棉纺织企业产权改革与产业升级，但在短期利益和炒作心态的影响下，没有一家浙江企业愿意响应。

　　据了解，江浙民间投资团有几十种,在数以千亿计的资金中,可能出问题或已出问题的不到400亿，恶果还没真正显现。如果经济发展速度适当放缓，房产、原材料等过热行业会趋冷，对电力、煤炭等能源需求相应减低，那时，数千亿的热钱就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撤资、一种是继续经营，无论哪种选择，都可能造成祸害。如果是在经济放缓之前快速撤资，当地经济肯定会产生动荡，在各种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今天，肯定影响社会稳定；而如果继续经营，那么热钱很可能被套牢，而导致炒客亏损，由于没有相关法律，比如个人破产法的保护，这些人会输得非常惨，可能要欠下好几辈子的债务，而在国外，这种情况不会发生。

　　管理与引导：刻不容缓

　　目前，民间资金多集中在浙江等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这意味着那里的民间资金出口压力更大。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日前完成的“温州民间资本的发展与引导研究”报告显示，目前温州的民间资本已达2770亿元，年末将突破3000亿；而全国的民间资本则可能高达10000多亿美元。因此，可以说目前对民间资金的管理与引导，可以说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做好民间资金的管理与疏导工作，需要采取以下措施：

　　完善小额信贷机构的管理与制度。根据央行调查统计司对民间融资的调查推算，我国民间融资规模为9500亿元，但是这仍然不能满足中小企业成长的需要。世界银行的“2006年全球商业环境报告”报告显示，在企业经营环境宽松度方面，中国在155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91位，特别是在有关信贷市场和企业经营许可的法律环境中存在许多障碍。目前，管理层设想的具体实施办法是：先针对新建的小额贷款机构制定试点方案和管理办法，再对现有的300多家小额信贷机构进行规范。目前，中国银监会合作监管部正起草的《关于开展组建农村小额贷款组织试点工作的意见》，就将主要面向新建小额信贷机构，将在征求央行意见后上报国务院，再起草具体的管理办法。

　　抓紧时间制定产业基金法。目前我国产业基金法很不完善，政策环境不到位，民众参与性与认知度低。即使到目前为止，外资机构做了大量的普及工作，但是江浙一带的民众对于风险投资还不是很了解。尽管2004年江浙一带成立了风险投资机构，但至今没有见到实际行动。这里面关键的一个问题是，政府对民间投资在很多项目上仍然有限制，有歧视。相当多的政府项目对民间资金的性质有限制，一般自然人无法参与其中，只能是购买这些基础设施的国债。

　　与各种产业基金、风险投资基金相关联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私募资金合法化。目前，央行高层已经多次对私募基金公开讲话，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私募集金合法化的时间表，但是政策已经出现了松动的迹象。9月初，周小川在“首都金博会”上表示：各种机构和投资者在不同程度上可能都有高风险高回报的倾向，但是将来比较愿意承担风险的更可能是私人投资类组织和私募投资的基金。在政策上要考虑他们的地位问题。

　　尽管成立各种基金，允许基金私募、建立民间信贷银行有各种风险，但是这是中国的商业资本、工业资本升级为金融资本的必然趋势，是建立一个发达的金融体系的必由之路，也是通过繁荣金融资本，反过来促进我国的商业、工业不断升级，结构不断优化的必然选择。尽管这样做会带来一定的风险，但是无秩序的游资如果不加以合理引导和管理，后果就更是灾难性的，因为民间资金的规模越来越庞大、最终有一天会民比国富。(作者为

南开大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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