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在忽悠人 所谓国际学术标准像数字游戏

　　韩强

　　丁学良说：国际上有13种不同的方法比较经济学系和经济学家，其中的核心是对研究成果进行评介。这是经济学界内部由不同的专家小组用不同的方法论研究出的评价体系。目前国际公认的方法是对专业的经济学学术期刊进行排名，然后依据在不同等级的期刊上发表文章的数量进行评价。

　　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聘用教师，分为三步。第一步是起步的助理教授，一般是刚毕业的博士来应聘，这时他们往往还没有在很好的期刊上发表文章，所以只要求他们提交2-3篇他们最好的研究手稿(working paper)，并有至少3个成名经济学家的推荐，系里选择排在前列的几位，给一个求职演说(job talk)的机会。这时考察的是他们是否受过合格的经济学训练，是否有学术研究的潜质。

　　第二步，助理教授在工作五六年后，系里将根据他们是否在像样的期刊上发表足够的论文，决定是否给他们副教授的职位和长期的工作合同。此时的标准是在第一档的学术期刊(全学科的，国际排名15名以内，《美国经济学评论》、《计量经济学》、《经济学季刊》等，刊登基础理论和方法论的文章)上发表至少两篇论文，在第二档的期刊(排名在15—30名内，包括学科分支的专业期刊，如《财政经济学学刊》、《人力资源学刊》、《比较经济学学刊》等)发表至少2篇论文(《丁学良称香港科大选副教授标准为经济学家标准》《南方周末》200512月8日)。

　　表面上看，这个标准很“国际”，但是第二条，中国(包括大陆港澳台)、美国、日本、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都做不到。

　　原因很简单，2004年ISI公布了5,968种科学刊物和 1,712种社会科学杂志，1,712种社会科学杂志不可能都是经济杂志，我们只取前30名。假定都是经济杂志。那么在5年内能发表多少文章呢？假定每期杂志都是月刊，每期20篇，一年240篇，5年1200篇，30家国际刊物是36000篇，如果这些刊物有一半是双月进或季刊，就是18000篇。按照丁学良说的：“香港科技大学，在13年间，它的经济学系在国际上的排名大约在75-100名之间”计算，每5年内前100名大学中，要从18000篇国际论文中找机会，每一个大学助理教授(讲师)晋升经济学副教授需要2篇论文，那么平均每个大学就有90个机会，好象名额宽裕，但规模较大的经济学科，有经济学院，又包含不同的专业，也就是说，有很多专业要枪这90个名额。大家再想一想，世界前30名的经济杂志能在五年内只发表助理教授(讲师)的文章吗？那么，经济学副教授想晋升教授怎么办？至少五年内每人3篇，100个大学，五年内副教授需要发表多少文章呢？如果副教授晋升教授缩短到三年，需要的文章更多，再说经济学教授也不能闲着吧，也要在世界前30名的经济杂志发表文章，至少每人每年1篇吧！还有，谁也没有规定世界前30的经济杂志只发表前100名大学的文章，因为这不符合公平竞争的原则，如果前200个大学加入这个游戏呢？如果世界上各国的大学经济专业都加入这个游戏，这样一算，象不象可笑的数字游戏！

　　大家看一看，这是不是忽悠人，就像丁学良说的“中国真正意义的经济学家只有五个”那样，究竟是谁？不告诉你！

　　其实道理很简单，香港大学很少，香港科技大学是理工科大学，其社会科学部需要的经济教师也很少，可以采取丁学良说的办法，但是这不能普及到中国内地，也不能普及到世界各地！因为这是难以操作的数字游戏！

　　我们再看内地大学的情况，用所谓的核心刊物作量化的荒唐游戏：

　　目前教育部门委托南京大学编的文科“核心刊物”CSSCI来源期刊为461种，大多是双月刊或季刊，不仅文科博士生三年要发表2篇论文，而且教师也别轻闲，规定讲师每年至少要在核心刊物上发表1篇论文，副教授每年1或2篇，教授3篇。也有人计算过，全国大学的教授、副教授，再加上研究机构的研究员、副研究员，每年发2篇，大概现在的核心刊物也不够用。正因为不够用，于是一些刊物出特刊。但是出论文不能白出，要收版面费，生活困难的学生只好少吃简用，挤出钱来出论文。文科每400—600元，刊物可以发财。于是教师们开玩笑：一个圆只有一个圆心，都是核心等于没有核心。461家“核心刊物”，究竟谁是核心，是不是象打靶一样，划出10 个圆，来个10环8环什么的，把“核心刊物”分成10级，如果一次中了10环可以顶10篇论文，这样可以5年不写论文了。

　　这还没有去“国际”，如果去“国际”恐怕国际刊物也要被中国内地大学挤破了！

　　这样的数字游戏玩也下去，就可以建设出“世界一流大学”吗？丁学良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国际学术标准，我在《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一书中有详细的阐述。现在我们用数据分析，可以看出其中的奥妙了，郎咸平先生主张用数据说话，现在我们从简单的数据分析就可以看出，所谓的“国际学术标准”好象数字游戏！

　　据《新京报》报道：北京大学将在中文系等院系试点实行论文代表作制度，以克服片面追求论文发表数量带来的弊端。在国外，大多数高校对教师和研究生没有论文发表数量的要求，对教师的学术水平大多采用同行评议的方法，既要看他们的学术论文数量，更要看论文的质量。其实，一些著名的学术大师终生发表的论文数量也屈指可数，但每一篇可能都是经典之作。显然，这样的评议比仅仅计算论文数量准确得多。(《定量评价学术弊端大理当改革》 2005年12月8日《新京报》)

　　又出来一个“国际”——国外，大多数高校对教师和研究生没有论文发表数量的要求，对教师的学术水平大多采用同行评议的方法。这与丁学良所提倡的香港科技大学的“国际学术标准”——依据在不同等级的期刊上发表文章的数量进行评价，显然不同，究竟哪个是“国际”呢？难道北大留学人员少吗？不了解外国情况吗？

　　大家心里都明白：北大的对外交流是很多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有不同的特点，自然科学各个学科都有通行的规则和范式，检验其成果的是科学实验。社会科学并不是每个学科都有通行的规则和范式，因为各国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不同。即使像现代经济中有某些通行的规则，其范式也是多样性的。所以，追求社会科学的国际学术标准，很难达到，更何况检验社会科学的成果是要靠社会实践。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休克疗法”首倡者、哈佛大学萨克斯教授1999年11月7日在《华尔街日报》也写到，“我过去对于大众私有化是过度乐观了。1991年捷克和1993年俄国的证券私有化，很快就变成了腐败性的资产掠夺。管理者侵吞资产，而证券持有人到头来往往一无所有”，他甚至反悔式地提出，应当有选择地重新国有化，将一些严重腐败的私有化交易推翻重来。)程恩富《国企改革不要神化私有产权作用》《上海国资》2004年12月29日)普京说，到2010年，俄罗斯的经济才可能恢复到1990年的水平。“休克疗法”白白耽误了俄罗斯20年。

　　张五常言必称哈耶克，弗里德曼，从80年代起就积极介入中国改革，特别在1988年鼓吹“价格闯关”而闻名。价格改革是把价格体系与国际接轨，结果引起了内地的抢购风呢，事后，张五常自己讲了一件事：“弗里德曼一向主张放开价格管制，1988年我们向中国的领导人极力推荐这一点，结果一团糟。1991年，科斯拿诺贝尔奖，那次是诺贝尔奖90周年庆典，请我代表科斯发表演讲。我碰见弗里德曼，我跟他坐下来喝咖啡。我说，弗里德曼，我们建议中国取消价格管制，错了！(《张五常中山大学讲演》《21世纪经济报道》2001年4月27日)

　　如果按照丁学良的标准，这些世界名牌经济学家，不仅在国际刊物上发表了很多文章，有的很得到过诺贝尔奖，应该是最“国际”的标准了，但是他们的理论观点，却经不起实践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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