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公共阳光打在弱势者的脸上

　　张昌辉/文

　　2005年，“和谐社会”的理念让我们感到温暖如春。2005年是个“关注民生年”。作为历史的忠实记录者，我们每天都在路上和纸上与新闻相遇，我们深切地感受到“和谐”对改变人的生存和命运的力度和重量。一个贫困学生相对于一个经费捉襟见肘的教育机构，一个患者相对于一座高度专业化又过度商业化医院，一个消费者相对于一个监管与标准都不完 备的食品市场，天然地就是一个弱势者。而弱势者向市场吁求是失效的，这样，保护弱者、主持正义、维护公平的责任就历史地落在政府的肩上。2005年，我们开始看到一个与现代市场体系相对应的“公共政府”、“公共政策”、“公共管理”和“公共财政”。

　　洪战辉、刘念友和秀秀的典型意义

　　中国教育制度的最大缺陷在于它的二元分割性。其表现为，在城市和农村之间进行整体分割，形成“农村教育”和“城市教育”的天壤之别；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各教育阶段实行内部分割，形成“重点”学校和普通学校的两个世界。

　　回首2005年的教育，最让我们震撼的名字莫过于洪战辉、刘念友和秀秀。

　　临近岁末，有两则新闻强烈地吸引了我们的视线，让我们感慨唏嘘，乃至泪流满面。一则是，河南学子洪战辉12年携妹艰难求学的故事；一则是重庆开县郭家镇北斗村小学老师刘念友3年下井挖煤、挣钱资助贫困学生的故事。而发生在2005年7月份的一则新闻则更让我们的心灵为之战栗——10万元择校费使宁夏13岁少女秀秀自杀身亡。

　　的确，洪战辉和刘念友自强苦斗的故事深深地感动了我们。但感动之余，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洪战辉在小学、中学求学时没有得到任何社会正规渠道的救助？而仅有的资助都是来自人间的同情和道义的帮助。比如，为筹措学费，16岁的洪战辉独自外出打工，依靠一个素不相识的中年人的帮助，挣了700多元。

　　为什么刘念友这个乡村小学教师还是一个偷偷的“兼职矿工”？有报道说，3年来，每逢假期，小学老师刘念友都会到镇上煤矿挖煤，挣的钱除了供儿女上大学外，就给自己班上的贫困生交学费、买学习用品，但他自己却天天吃白开水泡饭和

咸菜，而他的上大学的女儿为了学费曾做过搬运工，他上中学的儿子为了省钱，早饭也不吃。这一切难道是“高尚”、“奉献”等词藻所能涵盖的吗？

　　严格说来，洪战辉所接受的、刘念友所从事的“义务教育”，某种意义上则接近于“自费教育”。也就是说，在很多农村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义务教育更多的是靠学生的缴费，靠无数的乡村教师和学生们忍受着令人难以想象的苦难熬过来的，靠他们极其微弱的财力、自助式地维持着教育的运转。电影《凤凰琴》、《一个都不能少》、《美丽的大脚》里都有许多最直观最真切感人的描述，让我们同样热泪盈眶。

　　应该说，洪战辉和刘念友的经历极具典型性和普遍性，也暴露出我国教育最严峻的问题之一：中国教育投入结构的严重失衡，农村义务教育投入的严重不足，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一直没有获得真正的建立和落实。这也许可以称之为“中国教育的外部失衡”。

　　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课题组的一项研究表明，以2002年为例，全年全社会各项教育投资为5800多亿元，而占总人口60%以上的农村却只获得其中的23%。另据《2004年中国教育不平等状况蓝皮书》显示,上个世纪90年代在中央整个教育经费使用上，高等教育投入始终高达90%左右，而包括高中在内的中小学得到的比例始终未超过1%，在2001年以后的4年间，这部分资金仍然不足300亿元，占中央教育财政总经费的比例仍然微乎其微。

　　《中国教育报》的一则报道说，至今仍超过30%的农村小学“粉笔论支有限发放”，接近40%的农村小学“交不起电费、有电不敢开电灯”。

　　这种失衡的教育正是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玉林先生所指斥的“二元分割”的教育体制。在《2004年中国教育不平等状况蓝皮书》中，张玉林指出，中国教育制度的最大缺陷在于它的二元分割性。它是一种双重的二元教育制度。其表现为，在城市和农村之间进行整体分割，形成“农村教育”和“城市教育”的天壤之别。

　　张还尖锐地指出，这种二元分割还表现在，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各教育阶段实行内部分割，形成“重点”学校和普通学校的两个世界。而政府在普通教育投入上的马太效应，又固化了畸形的重点学校模式。这种中国教育的“内部失衡”，是中国教育存在的显失公平的另一板块。

　　当大中城市重点学校的教师前往新、马、泰旅游的时候，一些乡村教师却在经受拖欠工资的煎熬。

　　当40%的农村孩子还处在风雨飘摇的危房中上课时，却有一座座投资几亿元的超豪华小学、中学在一些大城市拔地而起。“重点”和普通学校确实形成了落差巨大的两重世界。

　　尽管银川13岁女孩不堪“10万元择校费”(孩子从大人处听来的信息)自杀有盲目无知的一面，尽管在宁夏银川“重点”中学的择校费还不到10万元的数目，但为了择校，为了进入那些人为造成的“重点”学校，分享那些人为集中的“资源”，许多家长往往要付出多则几倍乃至几十倍的费用，很多普通家庭因此而苦不堪言。

　　当有限的教育经费向着城市学校和各级学校中的“重点”倾斜时，随之产生的是，本来应该享受同等教育权利的受教育者就会在“二元”环境下被迫接受两种几乎完全不可类比的教育资源和条件，不同的社会成员及其子女也必须宿命地面对着教育机会的不平等。

　　令人欣慰的是，这种失衡的教育格局在2005年里正在悄然发生逆转。最根本的是因为有中央建设和谐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崭新理念的统领和指引。在这个大背景下，呼唤教育科学发展、均衡发展，呼唤教育公共政策的回归已经成为社会的强音。回首2005年，这种导向已经渐行渐明。

　　2005年5月，教育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有效遏制”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校际之间教育差距扩大的势头。

　　2005年11月10日，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了《中国全民教育国家报告》，报告的副标题就是“聚焦农村教育”。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在这次发布会上表示，未来国家财政新增的教育经费将主要用于农村。

　　《中国全民教育国家报告》最让人振奋的一个亮点就是政府终于给出了实行免费义务教育的时间表。《报告》明确提出：“力争到2010年在全国农村地区全部实行免费义务教育，2015年在全国普遍实行免费义务教育。”

　　12月2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加强农村义务教育和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问题。

　　会议提出，从2006年开始，全部免除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2007年扩大到中部和东部地区；对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并补助寄宿生生活费。对中西部及东部部分地区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经费给予支持，确保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按照国家标准及时足额发放。

　　尽管这些好消息对洪战辉和刘念友们来说还多少显得有些迟到，但这毕竟是一个巨大的安慰和鼓舞啊，因为公共政策的阳光在新年里将会更多地投射到他们的脸上。但愿九泉之下的小秀秀也能感觉到一些温暖。因为就在2005年8月29日，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在教育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曾痛切地表示：“择校费一定要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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