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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良
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以高票通过决定，自明年1月1日起废止《农业税条例》。此举不仅意味着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农业税正式成为历史，而且以此为标志，可以说中国正进入一个彻底告别农业社会、迈向工业化进程的新阶段。
新中国建立以来，面对战争的创伤和工业基础的“一穷二白”，国家自计划经济时期定下的以农业补贴工业建设的经济政策持续了50余年。作为用财政转移进行补贴的主要手段，农业税也足足缴纳了50余年。可以说，中国农民为中国经济的工业化建设做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有一组数字可以反映50余年来，中国经济中农业和工业两大部门之间的变化，1952年，国内第一产业(广义的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为50.5%，工业仅为20.9%。而到了2004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36515亿元中，农业占到其中的15.2%，工业则达到53.0%。这足以说明，传统上以农业作为经济根本的中国，已经逐渐减少了对农业的依赖，正朝现代化的工业国家行列迈进。
尽管工业对国内经济的贡献率持续攀升，然而当年以补贴工业建设为主要目标的农业税并没有废除。中国农民每年要负担超过人民币500亿元的税负，农业税也由此成为农民种地越种越穷的原因之一。不仅如此，由于缺乏财政上的倾斜政策，农业现代化长期落后于工业现代化步伐。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也由此越发加剧，城乡居民的收入和福利水平的差距也日益拉大。经济上的城乡差距，也为其他经济和社会政策的有效推行造成了障碍，诸如统一城乡户籍制度和统一城乡税收体系等改革，均在不同程度上受制于此。取消农业税正是为推行下一步改革，最终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的关键一步。
从另一个角度看，取消农业税，一方面惠及全国农民，得以兑现新一届政府提高农民实际收入的承诺；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中国的财政税收结构已经彻底摆脱了对农业部门的依赖，实现了工业和服务业部门构成财政主要来源的目标。更进一步来看，在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中国面临着一个工业部门如何反哺农业和农民的长期问题。事实上，世贸组织的成员方中，几乎没有哪个成员方对本方农业是不实行任何补贴扶持措施的。在农业税废除之后，如何通过财政转移，让工业和服务业部门有效地帮助农业和农民应对未来激烈的世界农产品竞争，将是我们面临的更迫切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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