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奠基企业社会责任感

　　本报编辑部

　　向企业提供实践社会责任的舞台，我们发起“2005感恩上海”活动，呼应之热情超过了我们的预想。

　　我们收获了回应，公众收获了企业的感恩。尽管规模不大，但这有力冲击社会上国内 企业责任感不强的普遍共识，这些回应的企业体现了自己优美的价值观。我们发现有企业内生的文化力量支撑企业责任，当此曙光初现，有理由对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和公民良知保持适度的信心。

　　责任感是现代企业的基本指标之一，我国有多少符合社会责任标准的现代企业？无法统计。因为，企业责任的涵盖面极广，除了为股东利益为核心的利润指标以外，从企业社会责任的具体内容来看，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二是道德责任和慈善责任。其中包括员工福利、环境、慈善等各个方面，而我国尚无权威标准。

　　之前，我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感曾屡遭诟病，中国企业家缺乏公益心受到社会普遍追问。中国企业家全部缺乏社会责任感吗？当然不是。应该看到镜子的两面，在一些企业因各种原因不愿承担社会责任的同时，另一些企业承担起了社会公民的责任，一些企业已持续向希望工程捐款数年之久。

　　企业的社会责任感成为制度，得到落实，意味着社会进步与文明水准的提升。以现代企业为目标的中国企业，现在、将来都会直面这一问题。因为社会责任是现代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动力源自两个方面：一是外部动力，诸如法律、法规、舆论等都会对企业构成强大的正面激励，税收优惠等政策也成为不小的推动力量；二是内生动力，当企业由于承担社会责任得到公众的支持，遇到的发展阻力大大小于传统竞争阶段。

　　可见，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不是自然生成的，只有在现代社会中，政府、公民和市场之间建立起细致的社会契约和广泛的社会对话形式，使得企业的定义发生根本变化，在保留传统企业利润观念的同时，企业的社会价值得到进一步张扬，才有可能发生。在企业的社会责任中，体现了一个社会的基本价值，以及人与自然、企业与社会之间和谐共存的道德理念。

　　上世纪60年代，在社会的倒逼之下，西方企业社会责任感初生；90年代，众多企业对社会责任的认同和支持，经历了30多年的时间；90年代末期，“企业社会责任”才逐步走上制度化的发展轨道。这一艰难的过程使企业与社会公众同时得益：一个从工业化企业出生之时的难题逐渐拆解，即：企业的负外部性，由制度的他律和企业的自律共同解决。

　　但责任绝非单向付出，企业的抵制与社会的敌意将使责任化为乌有。

　　只有和谐感恩，形成良性互动，才能使企业责任得以持续。当企业怀着感恩心回报社会，社会能否以感恩心态对待企业的努力？社会能否理解企业家的艰辛与重负？

　　本报发起的这场活动，毋宁说是一场实验，我们愿意提供一张实验桌，一台显微镜，见微知著，去感觉体悟；提供一个持久平台，去形成企业与社会之间的良性对话机制。因为———企业责任不仅反映企业品格之高下，也反映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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