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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在新华网与网友交流时，对于“中国的教育失败，改革会不会越改越差”的说法，王旭明表示：“我不认为中国的教育改革是失败的。我认为中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是成功的。”(12月23日《东方早报》)
继“医疗改革基本不成功”、“电力改革基本不成功”等之后，人们终于从新闻发言人嘴里听到了官方就“教育改革”成功与否的回答。这个回答可谓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
理之中——意料之外的是“成功”二字与民众的切身判断恰恰相反；情理之中的是所有的“改革不成功”几乎都没有得到官方勇敢的承认。
我愿意相信新闻发言人在发言技巧之外的诚实品行，而这截然相反的判断显然归结于成功标准的不统一。发言人使用的是数字标准：85%以上的人接受了义务教育，20%的人接受了高等教育；公众使用的是事实标准：多少人仍然上不起学，多少统计数字其实是虚伪的，学费仍然是多么昂贵，甚至越来越贵，教育公平依旧是水月镜花，而教育质量特别是高等教育质量下滑却是无可争议的现实……
数字标准与事实标准的差异，在更深的层次最终体现于对改革政令的评判差异上。作为改革政令制定者和发布者的代表，发言人关注的是教育部门为实现“改革成功”所进行的一系列努力；而作为改革政令的受益(损)者和监督者，公众更加关注的是改革政令在现实中的具体落实和执行效果。由于一些改革政令在层层落实的过程中发生了变异，导致“无效果”乃至“逆效果”，这种“无效政令”无疑增加了政令制定者“改革成功”的幻觉，但却被长着雪亮眼睛的民众看得一清二楚——此正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无效政令”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有些政令本身就不具备可操作性，比如“一费制”；另一方面是由于政令在执行过程中遭遇了“肠梗阻”，意即政令不通，“中南海制定的东西有时都出不了中南海”(原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语)。显然，病症更严重也更普遍的是后者。
关于后者，最典型的例子当然是让张保庆“一骂闻名”的教育贷款在地方上的虚伪落实和不落实，可是这样的例子其实举不胜举。比如，教育部发言人表示，小学、初中不得设立重点学校，义务教育禁收择校费；然而没有择校费的安徽铜陵却被冠予了“铜陵奇迹”的称号，不难想象择校费在全国是多么普遍。北京市教委的新闻发言人就明确表示，“中小学择校费近期不会取消”(8月26日《北京晨报》)。同在一个城市办公的两级教育部门，“意见”都不能统一，反而正好背道，“无效政令”何其多哉！
显然，“无效政令”何其多，本身就是“教育改革不成功”的一个表现；而这些“无效政令”恰恰绝大部分都是受到群众欢迎的，这无疑更加剧了“教育改革不成功”。反过来，与“无效政令”相对的是“擅自政令”，这也是“教育改革不成功”的一个表现；而这些“擅自政令”又正好绝大部分受到群众唾弃，这是对“教育改革不成功”另一种加剧。
一言以蔽之，在“无效政令”与“擅自政令”的双重夹击下，“教育改革成功”只能是一种自我感觉良好型的上层幻觉。
(作者：舒圣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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