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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大地延续2600年之久的农业税，从明年起有望宣告终结。就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即将召开之际，有关废止农业税条例的议案，12月24日正式提请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显然，这只是为彻底取消农业税而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结合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纲领，各方面更关注的是，广大中国农村将如何实现快速协调发展。
单纯从财税构成数字来看，取消农业税的时机早已成熟，不会影响全国发展大局。
在开始实施农业税条例的上世纪50年代，农业税一度占税收总额近40%，是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随着国家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农业税所占税收比重却不断下降，1979年占5.5%，2004年仅占1%。今年有28个省份免征农业税，全国农业税总额估计仅为15亿元，相对于高达3万亿元的全国财政收入，取消农业税对国家财政减收的影响，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然而，没有人会忽略取消农业税的深远历史意义与重大现实导向。这表明，中国社会数百年来难以走出的“黄宗羲定律”怪圈，将在新世纪顺利破解，温家宝总理此前承诺的5年内取消农业税目标将提前实现，这无疑是中国为缩小城乡差别、减轻8亿农民负担、促进新农村建设的历史性举措。今日之中国，在基本实现工业化之后，在经济获得较快发展之际，收不收农业税不再是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代表着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
这种价值取向其实就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城乡、地域之间协调发展。很显然，现在已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镇支援农村的时候，而彻底取消农业税，就是最直接为农民减负。
不过，对全国财政影响不大的农业税，在一些农业大省和乡村基层财政中却举足轻重。由于农业税属于地方税种，因此在彻底取消农业税时，还必须做好相应的财政安排，以免因地方财政收入减少而影响基层组织正常运转。从目前安排来看，财力充足的沿海发达地区，原则上自己消化负担；粮食主产区和中西部地区，则由中央财政通过转移支付补助。
区别对待的财政安排，应当是符合各地的实际情况。权威统计表明，为弥补减免农业税导致的地方财政减收，2004年中央财政共转移支付216.6亿元，今年转移支付总额将超过356亿元，明年起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数字会更大。从保持基层组织运行的连续性而言，这些转移支付应当是必要的，中央财政也负担得起。但有关基层组织的机构膨胀和人员超编，一直广受关注，那么取消农业税之时，其实也应成为这些基层机构减员增效的重要改革契机。
这不仅可以避免中央财政无限度地转移支付，更是长远建设新农村所必需的。中央明确指出，解决好“三农”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全局，因此，要真正让广大农村和亿万农民获得全面发展，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仅取消农业税还远远不够，而必须要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发展新路。
不断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村经济，将始终是新农村建设的中心任务。为此要稳定发展粮食生产，积极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着力解决广大农民生产生活中最迫切的实际问题，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加快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农村教育、文化、卫生等方面的投入，加强农村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协调推进农村经济社会等各项建设。
相对于这些全面规划，彻底取消农业税，的确只是建设新农村的一个必要环节。当务之急，则要通过有效制度安排，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尤其要避免各种税费改头换面重新强加于农业、农村和农民头上的恶性循环。同时，要稳定、完善并强化各项支农政策，确保各地坚持中央提出的“多予少取放活”方针，逐步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发展机制，真正让新农村建设富有新意，取得实效，让亿万农民得享国家发展的丰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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