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攻坚 还需要更多的自觉

　　本报记者 郭国松

　　北京报道

　　批准国际人权公约对司法改革的意义

　　《21世纪经济报道》(下简称《21世纪》)：我国政府早在1998年就已经签署《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但还没有经立法机关批准。今年，国家高层接连就此事表态，是否表明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我们还需要创造哪些必要的条件？

　　王晨光：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步融入国际社会，包括法律制度在内的许多制度改革，借鉴和学习西方的先进经验，这已经成为一种惯例。“入世”也是这样，国内法律尽管没有完全达到WTO的要求，但WTO规则对国内制度方面的改革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现在国家高层表示要批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个信号是很强烈的，对于我们的人权保障将产生积极的作用。批准之后，要真正达到公约的要求，仍然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有些方面差距太大，短期内，甚至在一定时间内都很难达到。所以，批准公约，以此推动国内的改革是好事，但同时也提出了更为艰巨的任务，使我们在政治体制、司法体制、经济体制改革方面，要落实下去，而不能仅仅当作口号。

　　陈兴良：对于加入国际人权公约，实际上就是我们政治上的“入世”，政治上的WTO。在改革开放之后，我们越来越认识到经济的发展必须融入国际社会，对于这一点，应该说我们已经认识到了它的必要性、迫切性。

　　陈卫东：这些年来，我们以非常积极的姿态签署或者批准加入了一系列国际条约，这是我们以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的体现。据透露，中央已经有了明确时间考虑，目前正在加紧研究和准备。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在批准后我们如何来履行公约规定的一些义务，公约所规定的很多内容，实际上都是国际社会对于一些基本制度的规律性的共识，特别是在刑事司法领域，我们必须进行包括刑事诉讼法在内的相关法律的修改，将公约规定的内容转化为国内法律，才能与公约相配套。

　　铲除冤假错案的制度性根源

　　《21世纪》：以湖北的佘祥林冤案为代表的一系列冤假错案的集中暴露，暴露了司法体制方面存在的哪些深层次问题？我们如何从制度建构的层面上进行反思？

　　陈兴良：在任何国家的司法体制下，错案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案件是由人来办的。但是，像媒体所报道的这些案件，不是不可避免的，也不仅是工作疏漏造成的错案，而是司法体制本身的结构性问题。

　　这些案件的发生，首先有一个理念上的问题，长期以来，重打击，轻保障，强调严打和对被害人的保护，而忽视了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因此，避免这种冤假错案，就必须对整个司法体制进行改革，只有从根本上转变观念，才能从制度上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

　　陈卫东：这些重大冤假错案，反映了我们在整个刑事诉讼制度上存在着疏漏，公检法机关几个环节，如果在任何一环能够把关，冤假错案就不会发生。

　　比如佘祥林案件，在侦查期间，连被害人是谁这个最基本的问题都没有查清楚，否则，佘祥林就不会遭受牢狱之灾；在审查起诉期间，检察机关也没有很好把关。目前这种审查起诉的形式，甚至连被告人都不去提审，只是看案卷，书面审查；审判阶段的问题是最大的，法官对控辩双方的意见不是平等对待，想当然地认为公诉机关的指控是正确的，结果你辩你的，我判我的。很多重大刑事案件，没有一个证人出庭作证，只是宣读书面证言，使得我们无从得知取证的程序是否合法。所以，在我看来，这些案件是中国司法体制性问题的总暴露。

　　王晨光：任何一个法律制度，不可能尽善尽美，如果人的理念正确，不完善的制度在运行当中是能够自我完善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机制，不仅没有自我完善、自我修补的功能，反而把制度当中的缺陷放大。

　　其实，大多数人还是有良心的，但为什么这种良心不能在制度中体现出来呢？关键是有一种倾向性非常明显的观念性压力，没有人敢逆着它走。所以，对制度进行完善，就是要把长期形成的有罪推定的观念性压力彻底消除，包括制度内产生的潜规则。这种潜规则，慢慢会形成一种偏离法律的部门利益追求。

　　悲剧的警示性价值

　　《21世纪》：好的司法实践有时就像教科书，对推动司法进步产生了巨大的作用；而类似冤狱这样恶劣的司法实践，以无辜者承受的痛苦乃至生命的惨重代价，给我们提出了悲剧不能重演的强烈警示。从这个意义上说，以佘祥林案件为代表的一批冤假错案，是否能够为我们带来“亡羊补牢”似的作用？

　　陈兴良：佘祥林遭受了11年无辜的牢狱之灾，他已经做出“贡献”了。很多法官告诉我，过去的死刑案件，说杀就杀了，而现在审委会讨论死刑案件的时候，只要你提醒一下：难道我们院里还想出现一个佘祥林吗？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改变了。过去是有意见不敢提，现在都敢提了。因此，他们说佘祥林“挽救”了很多人。当然，一种司法体制，需要依靠冤假错案来推动的话，那是非常可怕的。

　　王敏远：这种极端的例子被报道出来，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坏事，同时还看到这又是一个“好事”，使得我们有机会来认识它、反思它，所以，我的第一个感觉是进步。在世界司法史上，确实出现过冤假错案推动司法进步的先例，比如，有些国家废除死刑，就是因为出现了冤杀这样无可挽回的严重后果，使得这些国家认为，只要保留死刑，就无法避免冤杀的问题。

　　贺卫方：这些错案冤案不仅让我们警醒，更重要的是暴露了现行司法体制的巨大缺陷，其中最主要的是审判不独立，司法受到其他利益的左右，这样的司法体制无法避免冤狱问题的发生。所以，在即将过去的这一年，没有什么比这些错案冤案更能够昭示我们，到底该从哪些地方寻求司法体制的改革，合理的路径在哪里。

　　如果说冤狱能够在客观上推动某一制度的发展，它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舆论。没有媒体的巨大力量，以及对冤狱的揭露，就无法形成一种全面的压力，最终推动制度的发展，甚至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像河北承德发生的10年反复判处4名被告人死刑的案件，简直是混乱重重。

　　陈卫东：从正面进行改革，有时候很困难，我们这些学者，声音其实是很弱的，力量非常的单薄。但这些坏的司法实践的暴露，如果能够形成巨大的社会压力，对中国的司法进步或许是很重要的一种推动力。所以，应该从正反两方面来认识它。出现了冤假错案，媒体的报道越及时、越充分，司法改变越多，我们的进步就越快。

　　对收回死刑复核权的期待

　　《21世纪》：最高法院已经明确表示将收回死刑复核权。如何评价这一举措？它是否能够实现我们所期待的避免错杀和少杀、慎杀的愿望？

　　陈卫东：死刑复核之所以成为法学界讨论的热点，关键还是死刑制度本身的严厉性，一旦发生错误，对人权将带来严重损害。从本来意义上说，死刑复核权的收回不能说是司法体制改革，而是落实法律规定，是一种法律规定的归位。

　　尽管如此，我觉得仍然意义重大，表明我们对于人权，对于公民生命权极大的关注。对公民生命权的剥夺，不是一个地方司法部门的权力，特别是在和平年代，更应当受到极其严格的限制。

　　陈兴良：最高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实际上是重新建立死刑的程序，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也同意改革的说法。过去在讨论是否收回死刑复核权时，主要涉及人和物的问题，一部分人反对收回死刑复核权的理由，是因为最高法院无法承担人力和物力的负担。到底是生命重要还是财产重要？这个理由完全不能成立。

　　物质上的压力，包括制度上的压力，这些问题都应当在当前司法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寻找解决办法，只要思想观念能够转过来，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王晨光：当然，死刑复核权收回后，最高法院突然增加了这么多人，机构的膨胀可能带来潜在的危险，使最高法院真正的作用会淡化，变成了对于具体个案琐碎的审查。在整个司法体制改革，乃至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最高法院应该起什么作用，这是必须充分认识的。

　　王敏远：我现在担心的是，收回以后怎么避免风险和失败。高级法院在死刑复核中万一出了差错还有一定退路，如果最高法院出现冤杀的错误，就很难交待了。另一个问题，现在各地判处死刑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最高法院统一行使死刑复核权后，关系到能否守住法制统一这条底线的问题。这些担心，应该有具体的解决方案。

　　贺卫方：最高法院非常重要的职能就是统一全国的司法标准，增加300名以上刑事法官，给最高法院的职能带来的某种变化，可能是特别应该注意的。最高法院不仅仅是一个司法机构，而且具有一种政治的意义，它是国家平衡立法权和行政权的重要力量，这种力量的形成，需要法院对职能方面特别清晰的界定。

　　另外，在死刑复核的过程中，最高法院能否真正独立于高级法院，两级法院相互独立决策，也是很紧要的问题。

　　寻找司法改革的突破口

　　《21世纪》：对司法体制改革，法学界也不断提出改革的方案，最高法院不久前发布了“二五纲要”，提出了更为宏大的改革构想，这是否意味着“二五”期间的改革将有实质性的突破？

　　王晨光：我的看法是改比不改好，大改比小改要好，从“一五纲要”到“二五纲要”提出的一些具体设想，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制度改革。与10年前相比，在法官的结构上、观念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目前司法制度改革的问题，是缺乏一种宏观的、战略性的规划，基本上是法院来搞自己的改革。从宏观上讲，司法改革涉及到政治体制的改革，它不能简单地由公检法，或者法院一家来牵头，否则，即使有非常大的计划，它也无法解决自身的局限性。所以，现在由部门牵头来进行司法改革，这种内部改革已经差不多走到头了。

　　贺卫方：应该说“一五纲要”给我们展现了一幅雄心勃勃的画面，在许多方面都有好的思路，但由于种种体制性的原因，使得“一五纲要”没有完全展开。“二五纲要”提出的改革设想我觉得比较重要，我们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案进行观察，最高法院有多大的空间来推动法院的改革，或者通过检察院的方案来看检察院的改革。

　　我觉得目前还有更大的改革空间。首先是司法官的素质问题，这方面看起来正在慢慢转好；其次，司法行为不能再像过去那样追求过分的积极主动，而是努力行使消极和中立的司法权，配合司法的改革，我们看到这样的观念正在慢慢成为司法界的主流。当然由于法院还受制于地方权力和行政权力，导致一些司法行为的混乱。

　　李曙光：司法改革最困难的是体制问题，涉及到法院在整个国家权力机构中的作用——法院与检察院的关系，与公安机关的关系，与党委、政法委、人大的关系及其权力配置，这种改革只能是渐进式的。

　　第二个就是机制的问题。着重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司法的地方保护主义问题；二是不立案，告了不不理的问题；三是与相关法律部门的权、责、利的关系。最终要在机制上形成一个规范有序、运转协调、公正、高效率的一个机制，目前的司法体制还有很大的差距。

　　第三个是方法、方式的问题，包括人民陪审员制度，审委会作用功能的重新定位，大量的法院附属机构的改革，立案程序、审判方式的变化，以及“二五纲要”提出的判例制度的引进，等等，要能够适应社会变革的需要。

　　最后是人的问题。要改革法官管理体制，法院内部的那些行政部门，从来不审案的人，都是审判员，甚至比法官还厉害，坐办公室的，管车的，都能左右法官，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陈兴良：司法体制改革最理想的做法是自觉的改革，我们意识到体制有问题，要进行改革，重新设计，但是，看来这种理想状况是很难达到的，总是在受到外部某种刺激，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进行改革。因此，除了冤假错案推动改革以外，还有国际社会的压力对改革的推动作用。这使我想起了清末的司法改革，也是以刑法为突破口的。那一次的改革，也是迫不得已，实际上是想以此改革收回“治外法权”。

　　司法改革涉及到司法权分配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工作方法的改变。司法体制改革要获得突破，首先要有一个准确定位，一定要有一个超越被改革者利益的部门来主导和推动。司法改革涉及重大利益调整，是司法权的重新调整和配置，必然涉及到部门权力的增加和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司法改革如果由改革对象来设计和主导，就很难达到预期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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