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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的幸福生活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12月25日 14:59 21世纪经济报道

  本报记者 陈宜飚

  香港报道

  中国入世之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农产品市场最开放的国家之一,而中国却由于关税与出口补贴的削减,使得中国农产品进口增长大大高于出口的增长,2004年首次出现贸易
逆差,而且这种贸易逆差呈扩大趋势。

  入世之后,中国农业政策变局取得哪些成就?12月14日,作为第六届WTO部长级会议的观察员,经济合作组织(OECD)也公布了针对多国的经济政策执行评估,其中特别针对中国公布了一份《中国农业政策改革》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全面评估了中国的农业政策变革,以及全球农业市场开放将给中国带来的影响。

  低而无效的农业补贴

  OECD的这份报告表明,如果按照OECD所设计的农业补贴标准PSE(Producer Support Estimate,生产者补贴等值)来衡量,中国对农业的政策补贴在整个1990年代,均在较低的水平上浮动。尽管这些农业补贴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中国的农民利益,但是事实上,这些有限的农业补贴并没有发挥应有的效率。

  负责该报告的OECD粮农渔事务主管史蒂芬表示:“中国用于支持农民的政策主要是通过价格补贴以及投入补贴(input support),这些手段均属最低效的,而且最容易产生贸易扭曲的措施。”

  他指出,中国农业补贴的另一个特征是,尽管总体上对生产者的补贴水平很低,但是在更细的分类中,补贴的水平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补贴力度最大的当数面临进口竞争压力的商品种类,例如糖、牛奶、羊肉、棉花以及大豆。

  OECD的报告认为,中国农业补贴不仅没有达到应有的成效,反而为国家造成了沉重的负担。一个较为有力的支持指标是采用支持总值估计量(TSE)来衡量,TSE是除了PSE之外最宽泛的补贴衡量指标,其中加入了服务开支的考虑因素,例如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直接给消费者的预算转移等。

  唐任伍教授认为,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对农业补贴过低,带来以下影响。

  唐任伍认为,加入WTO之后,中国的农业生产体系面临瓦解的风险,并已经危及中国的粮食安全。

  首先,农产品进口方面,中国的压力增大,贸易逆差日益增加。WTO给中国农业带来的另一重大冲击是,直接减少中国农民的就业机会,加剧中国的失业问题。根据唐任伍提供的数字,中国农业1978年吸纳了70.5%的就业人口,而到2003年就业份额则减少到49.1%,且这种下降趋势将进一步加快。这种后果比WTO造成国内农产品的供求失衡要严重得多。

  农业能否受益于WTO?

  WTO给中国农民带来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OECD给出的结论似乎并不乐观,认为全球任何进一步开放农产品贸易的协议,都会提升中国对海外市场的准入水平,提高国际市场农产品价格,并为中国农民带来更多收入。但是,却并不会对中国整体福利水平产生太大的影响。

  而如果WTO谈判中发展中国家的诉求能得以实现,例如以OECD成员国为主的发达国家集团对于非农产品征收关税的降低,却可以给中国的农业和非农业部门的福利水平带来显著提升,而且这种做法不会给目前人口城市化趋势带来调整压力。

  至2005年,中国已经进入WTO“后过渡期”,成为世界上农产品市场最开放的国家之一。如果套用上述OECD的研究成果,人们不难发现,加入WTO,中国的农业并不会有显著的福利收获。

  尽管入世对中国农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农民的收入不减却增原因何在?唐教授解释到,其一是近几年来政府意识到农民、农业、农村“三农”问题的严重性和重要性,开始重视WTO对中国农民、农业和农村带来的冲击,从政策层面上采取一些措施。

  其二,中国农业的特点是一种自给自足的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生产成本较低,具有超稳定性,不容易被瓦解。再加上中国农民吃苦耐劳,只要社会略微善待,他们就心满意足,因此,感觉不到WTO对其的冲击。

  其三,中国农村的市场经济尚不发达,农民与市场的联系纽带不紧密,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低。WTO的到来并没影响到他们的幸福指数。

  最后,唐教授认为,农业是一个具有周期性的行业,对各种外界带来的影响反应比较迟钝。再加上中国广大农村和农民在交通和信息上闭塞,知识和学习上的落后,导致加入世贸后产生的国际竞争压力对中国农业的影响在短期内暂时没有表现出来。

  未来的政策导向

  尽管中国的农民尚未出现像韩国农民那样针对WTO的激烈举动,甚至根本还没有意识到来自WTO的冲击,但是作为决策者,却不能不考虑未来的防范措施。

  负责发展问题的经合组织官员Carey对本报表示,中国是个特殊的国家,不像其他发展中国家,由于受人才和资源的限制,大多需要通过比较优势来获取本国福利的提升,但是中国则需要一种更综合的措施来提升本国福利。

  他和他的同事在报告中为中国的决策们提出六大政策变革,即从中期来看,中国政策制订者需要解决如下问题:1.缩小城乡收入差距;2.整合小规模生产者,使其纳入整个市场、3.鼓励内部资源配置,创造更加高效的农业结构;4.减少农业生产增长给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5.提高农产品在国内以及国际市场上的

竞争力;6.加强制订实施农业政策法规的管理。

  报告同时指出,“中国政府还应该进一步采取更宽泛的经济措施,例如,进一步松绑农村和城市之间转移的行政障碍,进一步提高农村教育水平,完善社会福利,以及其他

社会保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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