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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叶，英帝国用坚船大炮敲开了幽闭的国门，西方工业产品随之滚滚东来，亦激起了中国“重商”和“兴办实业”的思潮。清政府为了维护统治，决心“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引进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曾国藩和李鸿章被历史推到了风尖浪口，在上海设立了规模最大的近代军事企业——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至此，中国踏上了缔造伟大公司的征程。
20世纪初叶，战火纷飞，民生疲敝，脆弱的民族工业在困境中喘息。两次北伐之间，民族工业迎来了短暂的春天。人们在慑服于机器大生产魅力的同时，也被机器奴役了，成了机器的附庸。当电影传到中国时，人们惊喜地发现机器也能带来欢乐，消除劳作后的疲劳。电影院中拥挤的人群，激起了另一些人的创作热情，催生出了中国自己的电影业。
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在创造伟大公司之路上探寻。托拉斯是工业发达国家找到的比较进步的组织管理形式，中央政府集中国力发展工业化，淮南煤矿和马鞍山钢铁厂形成的托拉斯成为中国缔造伟大公司的又一模板，但创建性的尝试被十年文革所中断。
及改革开放，中国民族企业得到发展的良机。西方先进的生产管理经验也随着国门的开放，为我所用。在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的过程中，结合西方经验总结出的系列本土化企业成长基因，经商学院教育的传播，注入众多民族企业肌体。
只有伟大的企业，才会有伟大的产品。在中国，伟大的企业已经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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