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外滩的楼群

　　文 / 李一翔

　　高楼大厦林立的上海外滩，是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缩影，在这块弹丸之地上几乎集中了上海所有的外资银行，故而当时的人们便径直将外资银行称作“外滩银行”。

　　外资银行很早就进入了上海，与此相比，华资银行的产生则整整晚了半个世纪。鸦片战争后，依据不平等的《中英南京条约》，上海等五个东南沿海城市被辟为通商口岸。上海开埠后的第四年即1847年，英商丽如银行率先抢滩上海。到1922为止，上海共有外资银行(包括中外合资银行)30余家。

　　在沪外资银行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作用：

　　第一，引进了大量的境外资金。进入上海的外资银行中，有不少是一些实力雄厚的大银行，它们的股东多为资力殷实的财团，而众多的客户中更不乏各类投资广泛的大公司。按照一般规律，大银行对它所联系的资金具有一种较强的“粘着性”，随着这些银行进入上海，同时也会带动一批外国财团和大公司进驻上海，成为上海吸引外国资金的一个重要渠道。

　　第二，推动了金融机构的产生与发展。外资银行进入上海，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示范效应，直接刺激了华资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产生。1897年诞生的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就设在外滩。此后上海陆续设立的华资银行大都集中在外滩附近，便于开展业务。外资银行采用了一套现代金融管理体制和竞争机制，如人员的选用和培训、各种信息的收集和应用、信用工具的发明和推广等一系列有效的经营管理办法，对华资银行产生一种借鉴作用。

　　第三，促进了金融市场的发育成长。凡是已经成型的金融中心都有比较成熟的金融市场。近代上海的金融市场自成体系，独具特色。其中与国际金融活动密切相联的有外汇市场、标金市场和大条市场。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上海外汇市场不仅为中国的国际汇兑中心，即使在国外市场上也有相当的势力，而这种格局的形成是因为外资银行在其中充当了重要角色。

　　以汇丰为例：汇丰银行的正式名称为香港上海银行，香港华人称它为汇丰银行；1881年，曾国藩之子、著名外交家曾纪泽为该行钞票题词，其中有“汇丰”两字， 从此，清政府及社会群众都称它为汇丰银行。该行是英国资本在远东地区所设银行之一，为控制近代中国金融市场的主要外资银行。1864年设总行于香港，并设分行于上海(一度考虑将总行迁上海，但未实现)，成为业务总枢纽。后陆续在汉口、天津、北京、广州等11个中国城市设立分行。该行原由在华的太古、沙逊、旗昌等十大洋行的英、美、德籍商人共同发起，后权力渐归英国商人，进而成为英国在华经济利益的代表。该行设立时资本500万港币，到1936年单是在华资产已达15000万美元，占全行总资产的44%。

　　向中国政府提供贷款是汇丰银行的重要业务活动。1874年该行与

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签订的“福建台防借款”是清政府第一次对外借款(200万两白银，年息8厘)。

　　汇丰银行曾给

国民党政府大力支持。1935年南京政府进行法币改革，要求汇丰银行提供贷款。双方谈判决定，中国政府将银元存入汇丰银行，然后运往伦敦出售给美国，作为中国发行纸币的

准备金。同时汇丰还提供200万英镑借款，保证了法币改革的成功。

　　但是，近代外资银行进入上海也产生了不少弊端，遭到国人的诟病和唾弃。外资银行不受中国法律的制约，不接受中国政府的监督检查。更为重要的是这些银行的经营目的大都发生了一个转轨，从创办之初的纯营业性逐渐趋向政治性，成为各所在国在中国政治经济利益的代表，对中国均造成过一定的危害。如1870年麦加利银行为了适应英国对华贸易的需要，率先借口享有“治外法权”，不经清政府批准，擅自非法在华发行纸币，为外资银行在华发行纸币之嚆矢。此举不仅侵犯了中国的货币发行权，而且搅乱了中国的金融市场，阻碍了中国币制统一的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外资银行的进入所造成的种种负面影响，是上海成为远东金融中心所必须付出的政治、经济成本。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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