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李强教授：新国际环境中的自主和平发展

　　特约记者 刘晗

　　北京报道

　　美国：“新罗马”和“新耶路撒冷”？

　　《21世纪》：今年国内翻译出版了一本书《美国，新的罗马》，您在去年的《西方历史的政治解读》一文中也提到美国的“新罗马”帝国倾向，请问您现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李强：我想指出的是，复兴罗马是西方一个很大的传统。罗马在文治武功两方面代表了西方古代文明的颠峰，构成西方文明传统中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样板。近代西方对罗马的向往始于文艺复兴，其政治样板是建立罗马式的国家。当时的欧洲，特别是意大利，非常有意识的传承罗马的精神，包括人文主义和共和主义，前者对抗中世纪的超验宗教，后者对抗封建制度。共和主义的核心是公民精神、爱国心等，这是当时民族国家构建当中重要的部分：对外追求对立和强权，对内扩大公民参与。后来，共和传统经过英国到了美国。

　　但英国强调古老的宪政传统及王权，因此是另外一种现代国家，这就是霍布斯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的方式：强调国家主权和公民权利的二元格局。英国意识到了近代商业贸易的兴起。在共和主义看来，商业会使人追求奢侈，侵蚀质朴美德。因此英国现代国家的罗马共和倾向不强，它依靠商业来实现帝国。而与之相对的是法国，它一定意义上秉守共和理想，不太注重商业经济。这形成了欧洲近代的两条政治路径。

　　美国在建国之初就有意识地模仿罗马模式。当时就有“新罗马”的提法。如美国国父亚当斯所说，“罗马伟大的宝座经过英国转移到美国。”“新罗马”意味着美国不仅要成为最强大的帝国，而且要成为引领自由的帝国。作为自由帝国的美国，目的之一是消除“邪恶”。不过，在建国初期，美国统治精英强调罗马的共和传统，强调建立自由的制度，较少关注将“自由”制度传播于世界。还应指出的是，美国在建国之处就超越了欧洲共和主义轻视商业的视野，很好地处理了商业和共和之间的关系。

　　《21世纪》：“新罗马”的概念在今天美国重新成为热点有何背景，其内涵是什么？

　　李强：美国尽管在建国初期流行“新罗马”的提法，但这个口号在后来很长时间并未构成政治话语中的重要概念。究其原因，一方面，美国在反英帝国的基础上立国，对“帝国”的理念有抵触；另一方面，美国主流政治文化中包含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传统，对罗马强调公民德行也不大喜欢。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我在美国念书时，发现在大众文化层面，罗马的形象是颇为消极的。

　　但1990年代后，新保守主义兴起，“新罗马，新帝国”的口号就更响亮了。其基本理念是“新罗马”、“新耶路撒冷”。前者强调实力和制度的强大，后者强调其文化和价值向世界传播。

　　新保守主义是“新罗马”理念的主要倡导者。不少新保守主义者认为，今天的美国超越了罗马的辉煌，超过历史上任何帝国。

　　在今天的美国，“新罗马”意味着美国要在世界上建立一种新的秩序，维护何扩张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这一口号在某种程度上已构成今天美国自我认同的重要口号，不仅是新保守主义在说，美国的大众和学界都在逐渐接受。

　　欧洲：缺乏决断力量的“女子”

　　《21世纪》：美国学者罗伯特·卡根的《天堂与实力》将美国看成男子气概，面对霍布斯丛林，而女人气的欧洲人却陶醉在康德式的和平伊甸园，并且说是美国人保卫欧洲的和平，您怎么看？

　　李强：二战以来，欧洲是按照后现代国家模式来构建超越民族国家的体制。在经济上，追求福利经济和社会民主政策，实行高福利，高税收；在政治上，欧洲汲取战争教训开展一体化，从煤钢联盟、经济共同体，一直到现在的欧盟。

　　但欧洲的政治经济进程受到全球化的巨大挑战。从经济上讲，1960年代以来美国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大大刺激了美国的竞争力，欧美在经济和科技能力方面差距在扩大；1980年代以来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相继改革，经济崛起。因此，在高端方面，欧洲和美国的差距扩大；在低端方面，发展中国家竞争力增加对欧洲劳力就业产生了重大冲击。欧洲失业率高居不下，经济疲软，社会矛盾丛生。在政治上，欧洲希望加快一体化，形成统一政治力量。欧盟有三大支柱：经济共同体，法律体系，政治共同体。欧盟宪法是实现政治一体化的必要步骤，但是不幸它在2005年被法国和荷兰否决，这使得政治共同体的梦想大大受阻。

　　从人民心态来讲，几十年来的福利政策使人们宁愿低增长也要注重社会公益和环保等价值。即使在英国曾经出现了撒切尔的强势改革使得英国从欧洲模式拉向美国的新自由主义，但是欧洲大陆的核心国家民众心态都不能接受。确实像卡根讲的，欧洲人像女人一样，甚至是crying baby，只会抱怨土耳其人抢我工作什么的，但不愿作出牺牲进行改革。

　　有欧洲学者呼吁来场新的革命，重新焕发欧洲文明的活力。活力的核心是竞争力，不安于现状。但介于民众的心态，新的革命在缺乏巨大刺激的情况下，不会出现。在可见的将来，欧洲还会更多的接受依赖美国的态势。

　　中国：在商业发展中和平崛起

　　《21世纪》：那么您能否接着谈谈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环境？

　　李强：中国1980年代以来的改革在本质上是实现三个转型：一、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二、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三、由于中国是一个独特的有原生文明的大国，人口众多，前两个转型就会对近代以来形成的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格局产生影响。

　　最近西方对中国的崛起有了很多的讨论，很多人还是有一种恐惧。这种恐惧来自两个方面，从政治和军事来讲，美国担心其全球主导格局受到中国挑战，日本担心其在亚洲主导权受到挑战；从经济上讲，大家既看到中国经济对世界的正面效应，但同时在劳工就业方面对发达国家(特别是欧洲)构成了压力。因此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就是根源于此。

　　《21世纪》：您认为如何在这种环境中保持中国战略上的自主性？

　　李强：我觉得中国“和平崛起”的口号很有价值。我认为“崛起”包括：一、有能力保护自己国家和公民的利益；二、能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与实力相匹配的影响。

　　但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我觉得有几个义涵：一、我们不能接受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新左派观点以及华勒斯坦的重构世界秩序的主张，希望完全消除国际秩序中的不平等。中国要积极参与世界体系的完善和构建；二、中国有很多历史遗留的问题。我们应当以平等的心态以及与邻为善的心态解决这些问题；三、秉持和平的原则，除了自卫之外，不以武力解决国际争端；四、关注商业社会的问题，我刚刚提到欧洲近代政治精英和思想精英的两条道路，商业社会和共和传统。现在看来，还是前者比较好。中国应该理解自己的人民，中国人越来越显示出从事商业方面的天才，如果有一个和平秩序，我们是有相当的发展空间，发展是第一要务，这是中国几代人的重大责任。只有将重点放在商业经济上，也才有可能把与美国的冲突将到最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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