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自主与第二轨道

　　覃里雯

　　必要的密集外交

　　2003年12月7日，新上任的温家宝总理开始了一场中国国家总理前所未有的环球旅行：在10天之内，他访问4个国家，7个城市，飞越亚洲、美洲、欧洲和非洲19个国家，飞行里 程4.2万多公里，绕地球一圈。温家宝的日程非常紧张，他接见了各界人士和华侨华人留学生，成为第一个在出访过程中接见美国著名专家学者的中国总理。也在2003年，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了亚洲、澳洲、欧洲的10个国家。

　　新一届中国政府首脑马拉松式的出访一直持续至今。胡锦涛主席的2005年出访日程是中国最高领导人当中史无前例的：4月20日至4月28日，出访东南亚四国；5月9日，赴俄出席卫国战争胜利庆典；9月5日至9月17日，访问北美三国；10月28日至11月2日，访问朝鲜越南；11月8日至11月19日，访英德西韩四国。温家宝总理随之访问了北美。他们已经当之无愧地成为新中国建国以来出访频率最高、出访范围和活动密度最大的国家主席和总理。

　　同样的，在密集的访问当中安排了密集的活动，新增的不仅有与欧美学者智囊的会谈。在德国，胡锦涛还访问了德国退休工人特瓦迪的家。当过钳工、井下机器安装工的特瓦迪曾20多次到中国为中国企业安装调试从鲁尔集团进口的矿井井下支撑设备，他“为中德企业合作作出的积极贡献”得到中国国家主席的感谢。

　　原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杨成绪对此轮“密集外交”评论道：“首脑外交有它的连续性，总体来说是推动改革开放政策。我们在改革开放道路上的摸索，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要重视与发达国家的关系、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就是说，所有国家对中国而言都是重要的。但是真正重要的是，在一系列的出访中，国家首脑将空洞的原则付诸实施。

　　现任中国首脑在外交风格上很有特色。自2003年以来，根据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决定改革了出访礼宾仪式，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不再举行送迎仪式。出访活动范围也扩大了，除了宫殿、会议室和官邸之外，还广泛接见各类人士，从欧美平民到智囊团，对欧美名校学生发表演讲。

　　意识到频繁的、多方位的直接宣传解释和沟通之必要，也是此届领导人在外交上的一大进步。2005年见证了他们在这方面迅速行动的能力。注重实际效果，扩展领导人的外交能力，包括对新话题的迅速反应能力，新问题一出现就主动出击。这正是新形势下的中国外交所迫切需要的。

　　行动和困境

　　2003年12月9日，就在温家宝总理密集出访之时，在世界知识出版社举行关于前外交部长钱其琛的著作《外交十记》的研讨会。在座的外交官中，有时任亚洲司司长(现任驻澳大利亚大使)的傅莹，她的讲话最为生动。她讲到1993年5月柬埔寨20年来第一次大选的情况，当时她作为国际观察员在场，“非常感动”：“早上4点，柬埔寨选民就来排队了。他们排成3行，很多人等得太久，蹲在地上，就是为了等待投票。”

　　对柬埔寨人来说，那是一个来之不易的悲喜交集时刻，此前，这个小国经历了可怕的内战、屠杀和越南的入侵，对无情的历史毫无抵抗之力。在邓小平的授意下，钱其琛等外交官员与罗高寿、谢瓦尔德纳泽等苏联外交官员周旋多日，终于在1991年的巴黎会议之前说服苏联领袖，协助解决了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此后，“柬埔寨成为中国最好的朋友之一”。正确处理柬埔寨问题是我国与东盟外交工作的重心“从备战转向和平发展的重要环节之一，而且改善了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巴黎和谈后期，东盟就开始邀请中国参与东盟会议了”。

　　那个时刻对于中国外交来说是一个标志性的转折，一个新阶段的外交正建立在这样的原则上：积极地参与和平建设，放弃意识形态对峙而转向全方位现实合作，坚定地保持低调温和的态度。最重要的是，这些原则都开始被付诸审慎的行动了。

　　转眼12年。2005年的经历再次证明，对中国崛起的担忧、疑惧和反感将也许伴随中国发展的全程，导致这些负面情绪的原因很多：意识形态差异，既有平衡被打破，周边国家的历史遗留问题，邻近小国对大国的戒心，中国某些政策失误，

能源之争，文化差异，等等。在这些原因中，有些是可以消除的，有些则很难消除。

　　温和低调的外交立场是非常明智的选择，但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我们不可避免地要作出选择和积极行动。在过去12年里，中国签署了几个关键的武器控制和防扩散条约，并发布了许多国内出口控制法律以实施这些条约。自1991年以来相继解决与老挝、俄罗斯、越南、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边界争议。在中印和中俄边界上减少驻军的行动也有助于建立邻里信任。

　　在保持与第三世界友谊的同时，增强与发达国家的联系。这也是自2001年9·11事件以来我国外交政策随时机改变的一个政策。今年胡锦涛和温家宝的“安全和经贸互补”的出访路线就是一个证明。“今日中国显然更聪明也更精于世故了。”美国保守派智囊团兰德公司的研究员Evan S. Medeiros用怀疑的赞赏口吻说，“但是未必更友好和善良。”要在国际社会中变成一个高调而非主宰者的一员，中国依然面临很大障碍。

　　事实是，当下世界上没有一个大国的境况不是如此。中国的困境有其特殊性，最难以处理的是能源问题。由于美国的遏制政策，中国必须在全球突破一个无形的“能源包围圈”。中海油竞购优尼科流标事件就是诸多例子中比较明显的一个。

　　可再生能源的开发还需时日，在这段时间内，中国的既有出路就是向那些不听美国指令的国家购买能源，但是这些国家的政治问题经常对中国的国际形象造成损害，容易使中国受到所谓的道义攻击，这是良好的姿态所不能解决的一个困境。

　　开拓第二轨道

　　外交自主，在不同时代有截然不同的含义。在21世纪，自主已经不再是“摆脱帝国主义霸权控制”那么简单，它必须更换定义。国家间依存度增加，经济、法律、军事、情报、科技等各个领域，无不如此。外交的触角正在变得无所不在，发展自主外交的内容也就无所不及。2005年，中国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外交事务越来越复杂。

　　在2005年5月，中国外交经历了一场突如其来的考验。根据世贸组织条约，2005年1月1日，美国和欧盟取消了对中国

纺织品进口的限额。华盛顿和布鲁塞尔一时哗然，纺织业游说集团以“将立即造成大规模失业”为由施加影响，迫使华府和布鲁塞尔动用世贸谈判时的紧急条款，重新限定中国纺织品进口额。突然返回的限额在中国国内也同样引起哗然，人们发出了对“强权国家的双重标准”的批评和对本国政府态度不够强硬的抱怨。所幸，这场外交危机最终以中国方面做出让步得到解决，中国政府决定限制纺织品出口额，但这给中国供应商和欧美零售商都造成了很大损失。

　　为什么中国在已经达成协议的贸易交往中会如此被动？这里面有一个外交渠道过于单一的问题。在欧美，游说集团是政府政策制定过程中至关重要的力量，游说集团来自各行各业，从纺织品工业协会到某种鸟类保护协会，从智囊团到成员平均文化程度不高的社区互助联合会，每个游说集团都有自己的方式对决策过程进行影响。在华盛顿和布鲁塞尔，精于此道的世界各国都有自己的“隐藏办公室”和接近游说集团的渠道。

　　第二轨道外交，也就是民间渠道，对预见外交冲突、缓解和解决外交冲突都很有好处，是各国外交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与官方外交相辅相成。但现在，这个渠道的外交尚未得到多少开发，这是非常可惜的。因为官方外交有很大局限性，缺乏弹性，在解决外交危机时尤其明显。一些不能通过第一渠道传达的消息(比如在两国僵峙时的求和意愿)，通常会通过第二渠道传达。

　　目前我国的第二渠道外交仅在东亚合作的进程中有所试验。中国的一些专家学者积极参与东亚合作进程，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毕竟，以前中国的研究机构和学者介入外交事务不太多见。更重要的是，中国积极参与东亚地区合作的方式和过去有了不同。这主要是中国政府的外交决策过程发生了变化，比如，政府部门会主办会议请学者参加并讨论有关议题，让学者直接参与前期政策制定的讨论等。另一个变化，是政府让学者参与政策制定的进程。这在东亚合作中比较突出。

　　第二外交渠道的培养是一举两得的，首先，它使政府能够从社会各方面的建议中得益，减少自身局限性带来的问题；其次，它能够改变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中国国家主席的诚恳言谈和中国纺织品协会理事长的诚恳言谈如果能够在布鲁塞尔以同等的重要性一并传播，其造成的效果会更好。一切都通过中央政府进行，有时不仅反应会慢一些，而且效果会不够理想，在对付

禽流感等问题上也是如此。

　　2005年9月28日，为了将中德在政府、经济和学术层面上的积极活跃的对话扩展到民间社会中，中德两国外交部签署的一项双边协定，决定成立中德对话论坛。11月25日，胡锦涛主席出访德国时与德国总理克勒一同出席了论坛成立典礼。中方主席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德方主席是德国经济亚太委员会主席、西门子公司监事会主席冯必乐(Von Pierre)。

　　改变我国外交工作长期的习惯需要一段时间，但是如果这个时间能够缩短一些，如果第二渠道外交能够像“密集外交”的到来一样迅速而高效，我们的外交就会自主得多，因为一切自主都来自于对外界的透彻了解和迅速有效的反应——没有民间的智慧和力量的协助，这一点是很难办到的。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