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王绍光：民间社会的自主性

　　本报记者 欧树军

　　北京报道

　　民间社会自主性并非越大越好

　　《21世纪》：我国目前民间社会自主的状况如何？

　　王绍光：民间社会自主的现状，一般会有两种不同的评价。一种是中国民间社会不发达；另一种是这些情况已经有了很大改善。我的看法是，最重要不在于某一时刻这瓶水是一半满还是一半空，而是看水瓶的走向是越来越满还是越来越空。从发展趋势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民间社会的自主性无疑在扩大，而且是在不断地扩大。整个趋势是在向扩大而非收紧的方向走，所以我抱着比较乐观的态度。

　　《21世纪》：民间社会的自主性是否越大越好？

　　王绍光：谈民间社会自主的时候，往往有一个没有说明的假设，好像民间社会的自主越大越好，我觉得不一定如此。中国有很多问题，如果民众合作就可以解决，否则就解决不了。问题是在政府放任不管的情况下，民间社会是否会出现合作？比如农村大量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道路、路灯、卫生、社会秩序等，如果社区内居民愿意合作的话，当然可以解决问题。但在很多经济已经相当发达的地方，其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水平却非常低，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就更不用说了。如果自愿的合作不能产生，还有其它两种方式实现合作，一种是强制大家合作；二是诱导大家的合作(比如让参与合作者得到合作的好处，否则就得不到好处)。后两种方式都需要某种政府干预。在中国，完全靠自愿合作可能很多问题根本都解决不了，这时就要借助其它方式促进合作。完全自主，没有任何干预，问题可能就被放在那里，十年、二十年也解决不了。

　　《21世纪》：缺乏资金是否是民间社会自主性的瓶颈问题？如果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王绍光：我们的调查表明，民间组织抱怨最多的是资金不足。不过，不仅中国的民间组织缺乏资金，世界各国的民间组织都缺乏资金。一个解决的方式也许是，政府通过征税把钱收上来，然后再提供给民间组织，作为补贴，资助它们的社会服务活动。在欧洲、在中国香港，这种方式用得十分普遍。

　　《21世纪》：企业向消费者负责，政府向公民负责，自主的民间社会要向谁负责？

　　王绍光：民间组织到底向谁负责，这是个很大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很不清楚的问题。它们到底应该向谁负责？这在理论上现在都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回答。正是因为理论上不清楚，反映在规管上就有很大的漏洞，不断出现丑闻。

　　我们往往以为民间组织是把社会变得更民主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我们看到民间组织内部往往可能是最不民主的。在伦敦经济学院留学的一位博士生最近刚刚完成其博士论文，她的调查发现，中国很多组织内部完全是家长制作风主导的，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显然，民间组织既需要政府的规管，还需要舆论的监督，它们应该向人民大众负责任。

　　如何实现一定的自主性？

　　《21世纪》：如何创制利益协调机制，促进一定的社会自主性？

　　王绍光：要真正实现社会自主性，社会内部各阶层在各方面必须比较平等。在目前存在严重的经济社会不平等，政治参与机制尚待完善的情况下，让社会完全自主往往会变成适者生存性的竞争，或用霍布斯的话说，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有能力的人，社会经济、政治资源比较多的人，当然可以实现比较大的自主性。但与此同时，让社会经济、政治资源比较少的人自主，就是让他自生自灭，很多最基本的东西都得不到满足。

　　《21世纪》：一个社会应如何实现自主的良治？

　　王绍光：一个社会并不可能完全靠社会自身自主地实现良治，它必须存在自律、互律和他律三种制约行为的机制。自律是讲个人、家庭、企业、社会组织对自己的行为，出于道德信念或者对法律的恐惧，而有所收敛，这可能跟文化、法律体制、国家执行法律的能力有关。在自律方面，中国并不很好，因为我们的法律并不健全，很多人钻法律和规范的漏洞，一旦缺乏公共权威，社会就会出现很多失范的现象。

　　互律是指一些组织的成员互相约束。互律可以减少国家干预的必要性，降低治理成本。但中国的那些行业协会，往往太松散，无法制约成员的违规行为，造成互律失灵。现在中国的很多行业协会都缺乏互律的能力。

　　他律无非是讲国家、政府运用自己的公共权威规范个人和社会组织的行为，他律考验国家的规管能力，这方面中国也存在大量问题。

　　一些具体领域

　　《21世纪》：在公共卫生领域，在政府失职、市场失灵的情况下，社会如何自主？

　　王绍光：在公共卫生，中国现在是太自主了。卫生总费用中的60%以上由民众掏腰包支付。这是一个政府应该干预的领域，但它失了职没有干预。医疗卫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领域，信息高度不对称，希望消除市场失灵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扭转政府失职的局面是完全可能的，二者性质完全不同。因此，在公共卫生领域讨论社会自主是不切实际的想法。

　　《21世纪》：从矿难事故频发现象出发，如何协调政府规管与社会自主的关系？

　　王绍光：规管，就是说首先要有一套由民意代表机构通过的法律，它不仅约束被规管对象，也约束规管者本身，只能按法律规定的方式实施规管。

　　具体到矿难来讲，最重要的责任是政府规管，我在一篇研究中国矿难的文章中对此有详细的讨论。但同时，在减少矿难方面，还应该鼓励非政府力量的参与。比如，矿工的发言权问题；工会也是一种社会组织，理应发挥更大的作用。另外，也应要求所有煤矿加入行业协会，协助监管每一个矿山是否符合安全生产标准。由于降低安全生产标准构成不正当竞争，损害同一地区其它煤矿的利益，其它协会成员应该有兴趣进行互律。再加上政府第三方规管的他律。三管齐下也许会比单纯依靠国家煤矿安全监督局更有效。我们现在谈得比较多的是政府规管，另外两方面也非常值得强调。

　　《21世纪》：在教育改革领域，如何看待大学教育与社会自主的关系？

　　王绍光：我国的教育机构绝大部分是公有的，这些年也出现了一些私有的小学、中学和大学。教育类似于医疗卫生领域，也存在大量信息不对称问题，完全放开让市场来运作，让大学自主决定一切，是不现实的。认为教育市场完全可以按照市场供需来解决，这是错误的。

　　在学术自由领域，在解决了任何阶层的学生都能够接受教育的问题以后，学术当然应该是自主的。一方面教授应该自律，有道德约束，而不仅仅是为了挣钱，或在研究方面盘剥学生，同时也要有教授协会、教员工会参与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这方面我们还是比较欠缺的。

　　自主的民间社会的积极作用

　　《21世纪》：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一个自主的中国民间社会有何积极作用？

　　王绍光：中国社会的转型有以下四个方面，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到市场经济体制，从农业经济转向工业经济，从封闭的经济转向开放的经济，从农业为主的社会转向高度城市化的社会。四个方面几乎是同时进行的。在多重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民间社会(组织)是可以起很多作用的，其中有些已经在发挥作用，但还有很多改进的空间。

　　第一，往往被忽略的是，参与民间组织可以增加参与者及其所在社区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指人与人之间相互交往形成的社会网络和信任感，可以减少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比如深圳有一个登山协会，其中既有王石这样的企业家，也有教师，也有普通工人，身份差异很大，所处阶层不一，背景也不同，这让登山协会的会员有机会扩大其交往范围，进而增强每个人的社会资本。这方面内地的文献谈得比较少，值得强调，因为社会资本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主转型中的积极作用是国际上的热门话题之一。

　　第二，使人们学会平等的、民主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企业、政府机关、学校都是等级式的结构，但在民间社会组织中，尤其是非政治性组织中(如观鸟协会、读书会、足球俱乐部等)，会员之间比在其它场合更加平等。大家容易学会彼此平等对待，学会用民主的方式来解决和处理问题。第三，互助和慈善。在转型期间，中国出现了大量的社会不平等问题。有些可以由政府通过社会再分配来解决，有些要靠慈善组织来帮助。第四，提供各种社会服务，比单一的国家服务更为多元化，比如民间教育、民间艺术的服务。第五，互律。行业协会这样的民间组织可以使会员进行互相监督，使其行为比较规范，符合社会利益，而不仅仅靠自律和政府的他律。第六，沟通。民间社会组织有时可以在个人、家庭、企业、政府之间进行沟通。比如工会，如果运作得好的话，它可以把工人的利益向上反映，以前沟通往往是由上而下的，今后可能更多要由下而上，把底下的利益反映上去，形成社会合作机制。

　　最后，民间社会组织如果运作得比较好的话，可以加强人们的参与能力，有利于制约政府机构和政府工作人员滥用权力。这方面作用人们谈得较多，甚至有些过分强调，民间组织前面六个方面的作用也许对社会和谐的贡献更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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