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升值与中国制造业的价格关联

　　升值内因：

　　内、外向型经济价格“双轨制”

　　我们正处在一个“跛脚”的全球化时代。

　　之所以说它“跛脚”，关键还不是发达国家没有按照世贸规则的要求开放农产品市场等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而在于比19世纪第一波“全球化”的一个根本性倒退：劳动力要素不能全球自由流动。显然，不再斤斤计较于农产品补贴问题，集中精力推动这个根本性的进步，历史性地压在了中国人民的肩膀上。

　　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人民币的币值居然成了一个全球关注的问题。

　　2005年12月20日，

人民币汇率再创新高，摸高至8.0730，按照7月21日汇改前8.2765计算，人民币已累积升值2.52%。同时，12月12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对外贸易盈余在2005年前11个月较去年同期增长3倍，达到908亿美元。

　　升值压力依然存在，升值预期依然加强，游资涌入依然加剧。

　　人们普遍认为，人民币的升值压力除了经常账户和普通资本账户盈余的作用外，国际游资的投机也是一个“罪恶的黑手”。

　　理性地分析一下，影响汇率变动的因素很多，包括经济发展和经济规模、经济外向化程度、外汇储备、资本流动、购买力平价、通货膨胀、地理贸易集中度、政治稳定性等。长期来看，

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根源就在于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所导致的外向型经济部门相对于内向型经济部门的非均衡价格变动。由于存在“后发优势”和模仿效应，国内外向型经济部门生产率的提高不仅快于内向型经济部门，而且快于发达国家的外向型部门；工资相对于生产率的提高不仅慢于内向型经济部门，而且慢于发达国家的外向型部门。外向型经济部门的价格是直接和国际市场接轨的，而内向型经济的价格则不和国际市场接轨，这样就形成了价格形成的另一种形式的 “双轨制”。国内价格的综合水平是由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商品，如服装、家电等，和不能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商品，如住房、医疗等，加权平均出来的，并且后者占有更大权重。因此，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外向型的进一步加深，经过一个时期，这两个部门的商品价格就要并一次轨。然后再背离，再并轨。这就体现在汇率的调整上。

　　分析表明，人民币升值不仅是人民币的国外价格调整，而且是国内经济部门的价格调整。总而言之，升值问题实际上是个价格转移问题。那么问题的关键就转移为，人民币升值会造成一个对中国有利的价格转移，还是一个有害的价格转移？我们又不得不从中国参与全球化的形式特点说起。

　　利害分析：

　　参与全球分工不等于只做“世界车间”

　　在这个时代，由于缺乏劳动力要素的全球自由流动，只有资本和商品的自由流动，就形成了一个奇特的全球化模式：资本组织着原材料、设备、工厂等不易流动的要素全球找劳动力这个流动性最强的要素合作生产，生产出来的产品又劳神费力地搬出去全球去找消费者购买。在这种全球化模式中，中国就以两种形式参与着国际经济大循环：一种形式是产业间分工与产业间贸易；另一种形式是产业内分工和产业内贸易。

　　中国参与全球经济的原理实际上是这样的，在产业间分工与产业间贸易方面，中国负责制造裤子、打火机等产品，美欧负责制造飞机、系统集成软件等产品，这表现为所谓的“裤子换飞机”；在产业内分工和产业内贸易方面，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作出了很好的说明，就是“高成本的工业化世界”把中国作为“外包平台”以提高生产效率，在表现为出口的产品特别是所谓的高科技产品中，中国负责的“主要在组装上”，这就表现在占中国总出口55%以上的“三来一补”制造业方面。

　　实际上，中国参与全球化的方式和地位决定了人民币升值的价格转移效应的好坏，一般的弹性理论在分析产业间贸易形式的出口方面还相对有点作用，而在分析产业内贸易形式的出口方面则基本没有作用，因为产业内贸易的进出口只是跨国公司内部的价格转移而已。

　　我们以出口制造产业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和方式把中国主要的出口制造业分为四类：即本土生产的初级加工制造业，以占出口比例15%的纺织和服装业为代表；加工装配贸易产业，以占总出口比重最大的大部分机电产品为代表，也包括近年来出口快速增长的所谓的高新技术产业；资源型出口制造业，以焦碳、化工等产业为代表；低档机械制造业，以面向发展中国家出口的本土机械工业为代表。这四类制造业基本上涵盖了除军工产业之外的大部分外向型制造业，人民币升值对其产生的价格影响各不相同。

　　对于以

纺织品为代表的初级加工产业，这个产业基本上属于产业间分工和产业间贸易的范畴，弹性分析还管点用。经验表明，此类出口产品的价格需求弹性绝对值是小于1的，也就是说人民币升值所产生的出口价格提高效应超过了出口数量减少效应，出口额反而会上升。考虑到“后配额时代”针对中国的配额问题和越来越多的针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及“特保”措施，这显然是一个有利可图的价格调整。

　　对于以广东和长三角地区的机电产品为代表的加工装配制造业，包括在陕西生产的波音飞机尾巴和准备在上海上马的“空中客车”组装线等所谓的飞机制造业或者高新技术产业。这就是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所说的“总部设在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精心制定的外购战略”，利用中国“作为外包平台以提高生产效率”，并成为“新的全球化生产模式不可或缺的供应链”的“中国出口的真正动力”。目前，加工装配贸易在中国的总出口中占55%以上，而且比例还在迅速上升。这些产业基本上属于产业内分工和产业内贸易的范畴，其出口额只不过是跨国公司的数字游戏，是跨国公司的内部价格划拨在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的数字反映，如果有哪位经济学家认真地用弹性分析核算人民币升值对这些产业出口的影响，一定会先把自己弄得一头雾水。中国人在加工装配制造业中只不过拿点加工费和组装费，人民币升点值只是意味着跨国公司稍微多支付一点工资成本而已，对GDP和就业没什么影响。当然，前提是跨国公司找不到另外一个像中国这样可替代的“世界车间”，印度近来似乎决心很大，但考虑到投资环境和中等教育的普及问题，印度还缺乏作为“世界车间”的条件。

　　对资源型出口产业而言，矿难事故的多发和“环保风暴”的反响表明，少出口点并不是什么坏事，况且资源型产品的出口需求弹性一般是很小的，人民币升值后更大的可能是出口数量稍微减少一点，赚取的外汇多增加一些。而对于以第三世界国家为主要市场的低档机电类产品而言，人民币升值的影响关键要看有没有其他国家在生产替代产品。实际上，由于这个产业的低附加值性质和相对较高的技术和工艺含量，属于发达国家不屑于做，普通发展中国家做不了的产业，中国在国际上缺乏竞争对手，人民币升值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再看看进口方面，加工装配贸易和外商的机械设备进口在我国的所有进口中占近60%，这部分进口并不会因人民币的国际购买力上升而上升，而只会根据相应下游产品的国际市场变化而变化。对于我国进口的发达国家的高技术含量的大宗商品比如民航客机而言，需求的价格弹性并不明显，进口价格的降低很难带来需求的增加，进口总值反而可能下降。另外一个重要的进口种类是我国对于资源能源的大规模进口，显然，人民币的升值有助于增强我国参与全球资源能源竞争的能力，有助于增加我国在国际市场上发言权和价格决定权，有利于我国能源战略的实现。

　　一个结论：

　　人民币升值有利于全球定价权

　　总结起来，由于中国参与全球化的方式和地位所具有特殊性，人民币升值对于似乎应该有重要影响的中国外向型经济部门，无论是出口还是进口，都没有多少不利的价格转移影响。

　　对于内向型经济部门，人民币升值似乎应该没有什么影响。但是，正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币值的变化实际上是外向型经济部门和内向型经济部门价格形成“双轨制”的一次并轨，是国内两方面经济部门的价格调整，人民币升值对于内向型经济部门的价格调整恰恰有重大影响。理解这一点的关键在于人民币升值后所形成的收入效应，人民币升值后的全球购买力上升，我国消费者的实际有效收入也随之提高，考虑到内向型经济部门的不动产性和在消费中的优先性，人民币升值后将提升我国消费者的实际有效消费能力。尤其对于房地产市场而言，人民币的升值意味着冲击上海后又盯上重庆的数百亿美元投机性资金的满意撤离，虚假需求的消失和真实需求的上升将促动一个良性规范市场的重建。

　　总体来看，我们得出一个似乎违反常识的结论：人民币升值的价格转移效应的关键影响还不在于外向型经济部门，虽然这种效应能有效地提升我国的对外贸易水平，而在于促进内向型经济部门价格的理性回归。

　　虽然我们不得不带着愤懑的情绪看着索罗斯们再次满载而归，虽然我们愤怒地看到美国财长斯诺给我们定下的时间表。但是，问题的关键是这是一次不得不进行的国内国际价格调整，是产业间分工型制造业和产业内分工型制造业，是内向型产业和外向型制造业之间的一次价格调整，也将是中国在国际定价发言权上的一次调整。

　　(本文作者系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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