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是亚洲互保的脐带 中国受益于东亚金融合作

　　刘煜辉

　　亚洲金融合作的必然性

　　尽管八年前的金融危机已渐行渐远，但再次导致金融危机的根源却并没有被切除。金融危机显示出了东亚地区金融体系的密切相关性，它使各个国家和地区认识到，在经济发展 上独善其身是不够的，即使本国的经济状况相对健康，金融危机的传染效应也仍然会使自己难逃劫难。金融危机的传染性使得金融危机日益成为一种区域性的现象，其防范和解决已日益成为一个超越国界的区域性问题。

　　侧重于对东亚国家外汇储备状态的分析可以进一步佐证以上判断。资料显示，截止到今年6月底，东亚国家已经累积了将近25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其中日本8000亿美元，中国7000亿美元。这些国际性的流动性工具在美元下挫的行情下，已经成为了东亚国家手中的“烫手山芋”：为了避免美元贬值带来的危险，就必须停止买入美元，或者干脆抛出美元；但如果抛出美元，美元的贬值速度就会更快，损失就会更加惨重。寻找美元的出口通道和地区性的金融调节机制已经提上了东亚各国政府的日程。

　　仔细分析可以发现，融资机制在东亚国家的偏颇正日益成为了金融动荡的“病灶”。尽管东亚地区的储蓄率在全球最高，但由于缺乏有效率的债券市场，这些银行储蓄最终多半流向了如

房地产等流动性低的长期项目。由于债券市场的缺位，东亚地区大量官方储备都用作经合组织市场的投资，这些资金又以短期投资组合的形式流回亚洲，并随时可以撤走，进而引发金融动荡。因此，启动东亚债券市场以消除外部干扰并维持区内金融稳定势在必行。

　　传统上当一国发生金融危机候往往只能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但是，在危机的发展过程中，IMF的表现使东亚国家大失所望。IMF的援助常常出于保护西方贷款者利益的目的，拘泥于“华盛顿共识”而忽视亚洲地区的具体情况。

　　促进亚洲金融合作的另一个强大动力是欧洲人的伟大创举。欧盟的诞生过程证明了正式的制度安排与货币政策自主权的让渡在经济合作当中的重要性，这些与亚洲合作机制中的传统理念截然不同的经验无疑是非常宝贵的。

　　此外，亚洲实体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使得亚洲金融合作愈发紧迫。由于货币联盟能降低区域内的交易成本，所以，区域内贸易量越大，给成员国带来的利益也越多。就现实的贸易往来情况看，东亚各国间的贸易密切度还比不上欧盟，但各国间均已成为重要的贸易伙伴，并蕴藏着巨大的潜力。亚洲区域实体经济的一体化在增大金融合作需求的同时，也为后者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亚洲金融合作的新进展

　　从建立东亚经济决策委员会(EAEC)的设想，到创建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MF)的倡议，近年来，东亚国家政府和学者关于区域金融合作的探讨和实践从来没有停止过。

　　当然具有破题意义的是《清迈倡议》。这一在五年前签署的货币合作框架其主要宗旨就是实现东亚国家的货币互换。即当协议签署国面临国际清算问题时为他国提供货币援助，不难看出其启动的积极意义：东亚第一线的各个国家可以依靠自己的内部资源，互助互利，在发生危机时更迅速地做出反应，从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之外构筑了防范金融风险的另一条防波堤。

　　《清迈倡议》得到了东亚国家的广泛拥戴。目前达成的货币互换协议资金已经达到275亿美元，并呈现出继续攀升的态势。然而，《清迈倡议》只是一种双边协议而不是多边协议。由于支付额将根据提供互换国家之间的磋商以一致的方式实行，无法保证支援的及时性；同时，货币互换安排只具有象征意义，它所能提供的紧急救援额太少，且仅10%是无条件的，不足以建立市场信心。因此，《清迈倡议》的发展走到了一个关键路口：随着各国外汇储备的较快增长，是将《清迈倡议》停留在目前这种仅具象征意义的合作，还是寻求新的发展动力，使其成为更加成熟、实用的流动性支持机制。

　　作为东亚等国尝试金融合作的另一条重要渠道——亚洲债券基金时下格外引人注目。这一由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中央银行行长会议组织共同推出的货币制度安排目前已经接收到了前后两期30亿美元的资金。主要用于购买美元债券和亚洲货币债券。发展亚洲债券的目的在于调整亚洲地区的融资结构，摆脱对于银行体系的过度依赖，同时解决资金期限结构与币种的错配问题，降低风险，提高资金配置效率。但是亚洲债券基金的规模过小，因此它的面世只具有象征意义。由于该基金由东亚各国政府出资建立，不是建立在市场参与人和市场原则基础上的，长期来看其推动投资者队伍扩大方面的作用有限。因此，从深化金融合作入手，发展东亚债券市场就成为了一个自然延伸出来的话题。

　　但是，作为区域债券市场的载体——设想中的“东亚货币基金”在操作中又必然遇到技术性难题：汇率共同浮动是钉住美元还是一篮子货币？正是钉住美元才有了近两年美元贬值带来的问题，但要钉住一篮子货币，一篮子货币里面包括哪些货币呢？而在一篮子货币里面，各种货币的权重如何？哪种货币是主导货币？由于货币或汇率合作属于宏观经济政策层面上的合作，它必然影响各国政策自主权，显然其规划和推进需要国家之间的有效协调。从长远来看，按照货币地区主义理论，在建立地区流动基金之后，具有汇率浮动幅度的地区货币体系的建设就提上了日程，而下一步，就可能实现建立一个经济和货币联盟，即所谓“亚元”的最终诞生。

　　据传亚洲开发银行即将推出的共同计价单位——AMU，被业界看作是“亚元”的开端。AMU是参照欧元的前身欧洲货币单位设计的，采用“一篮子货币方式”，把中国、日本、韩国以及东盟10国等13个国家的货币组合起来。编制AMU有三大目的：一是衡量亚洲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二是衡量亚洲各国货币的相对关系；三是为发行以AMU计价的债券做准备。但计划中的ACU只是为各国提供一个可以参照的共同标准，离真正意义上的“亚元”还相距甚远。

　　亚洲金融一体化的前景

　　由于受到欧元成功启动的鼓舞，现在很多人都把亚洲金融一体化的最终目标定位在“亚元”上。有人认为，现在谈亚元为时尚早，很难保证亚洲的经济一体化过程会收敛到和欧盟相同的路径上。当然，也有不同的看法，认为必须加快这个过程，以适应更为复杂的国际金融环境，提升亚洲经济的竞争力。

　　从最优货币区理论看，具有下列特征的国家适合组成货币合作区：经济开放度较高、劳动力和资本流动性较强，工资价格具有充分弹性，货币政策目标相似等等。用这一标准进行衡量，亚洲离单一货币区显然还有相当遥远的距离。除了香港地区等少数例外，亚洲的金融市场发展水平都比较低，尤其是债券市场发展严重滞后，普遍存在较严重的金融压抑，金融一体化程度也非常低。在要素流动方面，亚洲各国和地区之间还存在比较多的障碍，尤其劳动力的流动更受到严格的限制。最后，亚洲各国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既有实力雄厚如日本的巨大经济体，同时，也有远远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如缅甸、老挝、柬埔寨，更有发展水平各异的所谓新兴经济体，如中国、韩国、泰国。

　　与经济相对应的是政治层面的问题，即亚洲各国是否有足够的意愿走向欧盟那样的统一经济体。欧盟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成员国，尤其是统一过程的领导者强有力的政治意愿。大部分亚洲国家和地区都有过长期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经历，这种特殊的历史状况给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添加了许多难以理清的矛盾和恩怨，严重妨碍了它们相互之间的政治信任。与此同时，正由于亚洲国家常常经历了极大的努力才获得自己的主权，它们很自然地也就极不情愿为了国际经济合作而让渡自己的经济政策自主权。此外，由于一些国家对历史问题的态度游移不定，在亚洲国际政治舞台上尚存许多不确定因素，因此，在这样差异甚大、情况复杂的地区，目前把货币政策完全交给一个国家或者一种货币显然是不现实的。

　　从区内贸易的需求来说，尽管有了“10＋3”的框架、有了东亚经贸圈的雏形，但是，从总体上看，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贸易伙伴主要还是美国以及欧洲，区内贸易所占比重仍然很小，对共同货币的需求并不十分迫切。此外，从另一方面讲，美国更加担心一旦成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M F)，会相对独立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 F)，这也是美国无法接受的。

　　尽管存在上述种种问题，亚洲金融一体化的前景仍然是光明的。因为启动金融合作机制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如果辅之以适当的客观环境和明智的发展策略，那么金融合作与相应的收益之间就可能构成一个良性循环，吸引亚洲各国与地区不断将金融合作推向深入。这就要求我们在亚洲金融合作的步骤选择上更加审慎，确保每一步的合作都能够获得成功和足够的收益，从而为下一步的合作提供经验、制度基础和动力。从这个角度看，目前以危机救助作为亚洲金融合作的重点无疑有它的合理性。“务实”很有可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会是推进亚洲金融合作的最优策略。

　　中国在亚洲金融一体化中的地位

　　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经济多极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从GDP贡献讲，美国、欧洲、亚洲已呈三足鼎立之势。欧盟扩大，亚洲崛起，正在逐渐缩小与美国的差距。如果说，过去的世界货币版图惟有美元独大，那么，在欧洲和亚洲赶上来之后，世界货币历史的新篇章应该开始了。

　　近日，亚元将在明年出炉的消息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亚洲开发银行行长黑田东彦在10月31日表示，亚洲的长期目标是建立一个流通单一货币的货币同盟。亚元将组合进日本、韩国、中国以及东盟10国等13个国家的货币，其中日元、人民币和韩元的比重较大。

　　但随后，亚行立即否认了“亚元”的概念，表示正在研究的亚洲货币单位和亚元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同时，许多著名分析机构表示，尽管亚洲区内贸易规模巨大，从减少贸易摩擦和减少汇率波动的角度讲亚洲的确需要货币联盟，但亚洲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背景使亚洲无法复制欧元的成功。最可能的方式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由日元与人民币展开竞争，看谁的货币在亚洲各国中使用最多、占外汇储备比例最大，然后，由领跑者吸纳东亚、东南亚以及西北亚重要国家组成一体化的经济圈和货币联盟，最后统一亚元。

　　作为亚洲惟一的发达国家，日本很自然地希望日元能够成为亚洲的主导货币，甚至建立一个“日元区”。这背后的一个动因是，日本希望将推广日元作为摆脱国内经济困境的一个突破口。一方面，日本所具有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它有着巨大的经济总量，也是世界最大债权国；日元本身就是世界重要货币之一；日本在处理国际经济事务方面具有较为丰富的经验。另一方面，日元要成为亚洲主导货币又面临着诸多困难：首先，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和巨额的不良债权使日元币值不稳定。其次，日本外需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决定了日元难以成为区域内货币的支撑点。外需型增长模式意味着，日本贸易顺差较大，国际收支长期盈余，日元的境外供应不足。而日本国内市场的规模相对有限，中央银行货币供给的调控能力受到限制。更糟糕的是，日本经济无法承受日元升值的压力。如果日元持续升值，将对日本经济带来灾难性打击。其结果使得日本在调整日元与区域内货币的汇率关系时，日元只能贬值，不能升值。可见，如果以日元作为核心货币构建亚洲货币体系，将导致整个货币体系缺乏弹性。此外，从政治上讲，日本对待历史问题的虚伪态度以及诸多领土争端等因素，亚洲邻国对日本怀有极强的戒备心理。

　　与日本相比，有不少的观察家更看好中国。尽管中国只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GDP无法和日本相提并论，尽管当前中国还存在诸多严重问题，如农村问题与城乡二元结构、产品的技术创新、银行业的不良资产、金融市场发展严重滞后、收入分配差距，以及国有企业的问题等等，但它有着巨大的人口规模和很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这足以保证了它在未来的经济地位。作为身处东亚的大国，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高度集中于东亚地区，与其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格局。不仅如此，中国对东亚国家一直保持贸易逆差，因此中国经济发展对东亚的稳定和繁荣至关重要。显然，在设计自身金融发展路径时，中国不可避免地会与整个东亚的金融缠绕在一起。

　　毋庸置疑，中国是推进东亚金融合作的受益者。一个客观的事实是，在中国应对美元升值面临着巨大压力的情况下，如果实行区域汇率共同浮动，人民币就能协调东亚其他各国，从而增强对抗美元升值的力量。据此，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日前再次强调：“中国作为东亚的一个重要经济体，将一如既往、坚定不移地支持和积极参与东亚地区的区域金融合作。”

　　作为一种未来主导货币的更优选择，人民币已经成为东亚乃至亚洲金融与货币一体化的重头话题。目前，越南、韩国以及泰国等地区除了用当地货币标价之外，已经采用了人民币标价，实行“一物两价”。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民币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已经实现了自由兑换。而在整个东南亚地区，流通在这一地区的人民币也达到了200亿至300亿元。据此，JP摩根也研究建议以中国为中心对亚洲货币作出新的安排；而“欧元之父”蒙代尔则呼吁亚洲应该尽快建立统一的货币组织，创立“亚元”，且中国可扮演主导角色。

　　伴随着东亚金融合作步伐的加快，人民币汇率也被推到了前台。今年中国在做出人民币2%小幅升值决定的同时，也敲定了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

汇率制度。并且周小川也于8月17日在上海首次透露了美元、欧元、日元、韩元等是主要的篮子货币。舆论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民币汇率机制将向着更加灵活的方向发展，而在汇率机制更灵活的亚洲金融大环境中，中国关于推进地区金融货币合作的倡导必将赢得东亚更多国家的积极回应。

　　世界各国都在呼唤人民币尽快走向世界，希望人民币抓住这历史性的机遇。世界都知道，这个机遇不仅属于中国，属于亚洲，也属于世界。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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