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富的叫嚣声应在富民政策中消失

　　胡斯然/文

　　1997年，因为胡润，中国出现了第一份中国富豪排行榜。从那时开始，不仅是处在最顶端富人的财产及来源落入了公众视野，每年这个那个富豪落马的故事似乎更能引起人们的震撼和唏嘘。

　　由此诞生了一个在网络空间很有魅力的新词汇：仇富。随便一个微不足道的事件，都让有些人验证着一个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判断：富人就等于坏蛋。

　　这个有失偏颇的断定表明，在当今的中国，富人与穷人之间，已经出现了一道巨大的鸿沟。这不仅仅表现在客观的收入差距上，更可怕的是，它表现为一种心理上的猜疑甚至对立。

　　但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当人们讨论每年的这个那个富豪排行榜，讨论着贫富差距甚至喊出“仇富”口号时，也会加上一句：我们痛恨的是那些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获得财富的人。

　　在这个渐进转轨的社会中，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财富的富人，是值得社会和法律的抨击。但在市场机制发育较为健全的地方，比如温州，很多人的财富或许已经过亿，但绝大部分商人的财富是依靠企业家精神创造出来的。他们应当属于“好富人”。

　　这样的好富人在重庆也并不少见。比如本期特刊的独家报道中，像薛方全这样的企业家，就敢于主动向社会公布自己的全部资产，并承诺要将自己的所有财产捐给社会。

　　吴敬琏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收入不平等有两个可能的来源：一个是机会的不平等，一个是结果的不平等。目前中国社会贫富悬殊，主要来自机会的不平等。但现在好像集中注意的是结果的不平等,还动不动就要“向富人开枪”，这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后果。

　　不错，社会群体间的分裂对立，不会有任何正面结果。穷人的不满和愤怒只是一种慢性精神腐蚀剂，不可能改变穷人的境遇。至于富人，在财富耀眼的光芒后面，往往又无法掩饰内心的忐忑甚至恐惧。

　　可以想见，穷富对立的社会不可能成为一个正义的社会，它让人无法形成稳定的预期。

　　因此，为了避免生活在群体的隔离与对立中，我们就要寻求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和解，寻找理性的和解与共处之道。

　　事实上，贫富差距的扩大正成为许多政策权衡的焦点。

　　近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透露出一个重要的政策导向：中国政府将采取多项“富民政策”，刺激内需，改善消费不振的局面。

　　然而，扩大消费并不似拉动投资这般简单。事实上，除了制度变革之外，还需要各个群体具备一种和解的精神诉求。本特刊推出的主旨，就在于披露重庆一些公认富豪鲜为人知的一面，让“仇富”的盲目叫嚣声，在中央倡导的“富民政策”中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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