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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培元
据西安市国企改制中经济犯罪(资产流失)问题研讨会上透露，近5年来，该市的反贪案件约50%集中在国有企业。由于社会转型期法律制度不完善、市场机制不健全、产权关系不明晰及监督管理不到位等多方面原因，国企改制成为经济犯罪的“重灾区”。(12月20日《工人日报》)
在这里，反贪案件半数集中在国企，如此高的涉案率让人几乎难以置信。然而它又是一种冷冰冰的黑色现实——不少地方的国企改制成了“腐败的最后晚餐”，尽管迟来的正义使蛀虫们最终现出原形，但职工赖以生存的“资产蛋糕”已被其掏得千疮百孔。
啄木鸟们研究蛀虫样本，是为了今后更狠更准地啄出藏在树洞中的害虫，因而我们除了将视线放在反腐预警、制度防范等技术层面外，更要思考另外几个问题：反贪案件半数集中在国企，严密的改制程序设计为何屡屡失灵？法律赋予职工的知情权被何人所窃取？高昂的“改错成本”由谁支付？许多“改”错了的改制又该如何纠正？
从福布斯上榜大亨、四川乐山市亿万富豪王德军的快速“翻船”中，我们已清晰地看到了某些地方国企改制的浑水到底有多“浑”、有多么触目惊心。收了王德军的1500万元回扣，价值4.6亿元的犍为县电力公司就被县委书记田玉飞以4000万元贱卖。臭名昭著的犍为“电力门”夹住了多少贪官的尾巴——除了田玉飞，还有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德玉，乐山市副市长李玉书、犍为县县长杨国友……
一盘改制大餐招来如此多苍蝇，一起腐败改制挖出如此多贪官，再来看西安市半数反贪案件都集中在改制中的国有企业的现象，也就让人并不感到特别意外了。虽然犍为“电力门”中的诸多角色已先后被押入牢狱，但这起彻头彻尾的假改革至今没有得到纠正。我们为犍为县电力公司数千职工的前途深为不安，也着实对涉及贪污腐败案的那“半数国企”感到忧虑。
揪出蛀虫并不是这些国企改制失败的最终结局，我们渴望有关部门的“纠错”，而改制方案的审批、企业资产的评估、改制程序的操作等环节，涉及数个政府职能部门，这么多改制的把关人在其中负有什么样的责任？那些拿公权向贪官、黑商献媚、牟利，轻易放弃监管职责为有问题的改制亮绿灯的人，他们的渎职责任也需要进行清算。正所谓，拔出一个腐败萝卜，那些为虎作伥的黑泥也应得到彻底清除。
虽然是在一个城市出现了“反贪案件半数集中在国企”的现象，但这个结果提醒所有人——对那些“问题改制”，应该进行一场“回头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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