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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
市长关心GDP增长点，市民关心幸福增长点。国家统计局公布了根据经济普查数据修正的2004年中国GDP新值，中国社科院也公布了《2005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调查报告》——报告显示，2005年我国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较2004年有所下降，越来越多的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为“一般”。国家GDP总量排名的前移，让作为国民的我们自豪；生活满意度的下降，更
令身为自我的国民有共鸣。
满不满意，是个心理的概念，但当不满意的情绪越来越呈现出普遍性与一致性时，满不满意则成为一个社会问题。调查机构指出，在谈及不幸福的原因时，分别有54.6%的城镇居民和66.4%的农村居民提到了贫穷。在国家经济持续高涨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国民却因为贫穷而感到不幸福或者不满意生活，这是怎样一个逻辑？社科院“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负责人李培林提出警告:那些对于中产阶级而言“没有感觉”的生活成本增长，对于低收入阶层来说，显然已经造成了很大的生活压力，他们的生活质量因此呈现出“相对下降”的局面。而且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这一部分人远非整体社会的少数。
应当承认，这些年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了，但人们对生活的期望值也在日益提高。在“相对贫困”面前，真相正是如此。大多数人都无法否定自己的年收入在逐年上升，但大多数人也肯定不愿承认自己是那“一小撮”“没有感觉”的中产阶级。想想如果买房需要预支掉今后二三十年的薪水，就医需要拿出一辈子的积蓄，教育投入则更是长期令人入不敷出，那究竟还能怎样自觉富裕？怎样享受免于匮乏的自由？怎样感知生活中的轻松与满足？生活满意度下降的背后，是总量与平均数所遮掩的失衡和差距。
当然，这并不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有现象。我们要发力追赶的那些发达国家，也都出现有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指数关系越来越散淡的趋势。而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也都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经济增长和国民幸福感之间不再有联系的话，那政府政策还有没有必要专门以GDP的增长为核心诉求？这似乎是一个极端的提问，但却已经促动了事实上的改变——在英国，政府2002年公布“生活满意度”文件，认为“国家有理由进行干预，以提高国民对生活的满意度”；在美国，诺贝尔奖得主卡尼曼等人将于2006年起编制国民幸福指数，“使它与GDP一样成为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衡量标准”；越来越多的国家，包括联合国，开始采用GNH(国民幸福总值)来统计和评测经济价值。
民众现实情绪的喷发，国际社会核心价值的嬗变，都要求经济发展回归手段，而落实到增进民生福祉的目的上。中国政府在最近两年大力倡导“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为将来若干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制定“和谐社会”的指导思路，体现出一种洞察潮流的敏锐。只是有观点认为，构建和谐社会意在为经济的黄金发展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本质上是颠倒了本末。在古今中外的历史教训里，我们要看到，在世界潮流趋向比富强时，清朝廷去比温饱，结果在农业化的粮食生产成为世界第一时彻底崩溃；而在世界潮流趋于比幸福时，前苏联则去比富强，结果在工业化超日赶美的过程中走向瓦解。
也许可以说，一个国家国民的生活满意度，不仅标识着个人生活的价值几许，更意味着整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如何。在这个意义上，一国国民总体生活满意度的升降，更是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数据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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