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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德武
最近两年的中国经济学界可谓热闹非凡。2004年8月的“郎顾之争”掀起轩然大波，为国企产权改革和市场化取向辩护的“主流经济学家”成为备受指责的对象。2005年10月以来，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先生发表了“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的评论。中国经济学家逐渐整体陷入一场公信危机。近日，部分经济学家终于发起了集体反击，他们
不仅对“丁氏评论”进行了猛烈抨击，更是将自己与改革联系起来，现身说法。
或许出于职业特点的原因，会计学家的反应力从来就胜于经济学家。早在1996年中国会计教授会年会上，香港科技大学的李志文先生就毫不顾及200多位会计教授的“情面”猛烈抨击中国会计研究，提出“中国会计研究至今为零”的说法，其观点之鲜明令会计界震惊。也许同样出于职业的原因，会计学家们很快冷静下来，反思自己的研究成果，检讨自己的研究范式。于是，一场范式的变革在会计界悄然兴起，并使会计研究范式的变革走在了整个经济学的前面。我作了一个统计，2000~2005年《经济研究》共发表了856篇文章，其中财务(包括微观金融)和会计的文章有239篇，占 27.92%。
“郎顾之争”尤其是“丁氏评论”的背后，隐藏着研究范式的问题，说到底，就是中国经济学家拿什么与别人交流的问题。看不到这一点，无疑是中国经济学的悲哀。
实际上，林毅夫先生八年前在《经济研究》讨论国际化、本土化和规范化问题时就谈到范式问题。林先生讲，在方法论的意义上，范式指的是某学科内被一批学者和应用者所共同接受、使用并作为交流思想的工具的一套概念体系和分析方法。在一个学科内可能存在两种以上的范式，分别被不同的学者所遵从、所使用。在一定时期内，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总存在着某种被多数学者所使用的概念和方法，这就是主导范式。更何况，在林先生之前，库恩在其饮誉世界的《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年)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范式的危机、破裂与演变是科学发展的重要环节和集中体现。在库恩看来，科学革命的实质就是“范式转换”，是排挤掉“不可通约”的原有范式。经济学革命又何尝不是范式的革命呢？
现实摆在那里，不管是否承认：中国经济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还受传统范式的束缚。一方面，人们试图改造原有的范式使之能够适于对新问题进行分析；另一方面又试图学习和借鉴新的理论和方法，但自己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方法还没有摆脱旧范式的局限，甚至还在旧的范式中探讨新问题。因此，中国的经济学家有必要对旧的范式进行反思甚至批判，以便更好地发展我们的经济学研究。
中国经济学家首先是经济学家，因此，他们应当运用公认的范式、科学的方法独立地解释中国问题，而不是落在一个狭隘的圈子里，更不是以制度内生的利益主体发表见解。只有建立在公认范式基础上的经济学才可能有交流的共同语言和思想激荡的平台。如果我们的经济学家片面强调制度的特殊性，以此来掩盖不能用公认的范式、通用的方法解释经济现象包括制度变迁的窘迫，那么他们的研究就需要一个方法论的普罗米修斯。当然，没有人会因此付出哥白尼、伽利略那样的代价。
求真乃任何学科的先决要求，并非历史学的专利。人不求真，其言皆妄。谁能保证他的学术结论真实可信、真正有用呢？范式的落后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国经济学家的科学精神的缺失。
当然，范式的变革是一个艰难而痛苦的过程，人们对于驾轻就熟的旧范式总是抱有一种依恋的温情，对新范式的解释力却往往持怀疑态度。但我深信：婴孩会逐渐成长起来，成人会逐渐走向衰老。
总之，面对信任危机，中国经济学家应当学习会计学家的那种冷静、那种敢于正视和超越自己的勇气。经济学革命首先是研究范式的革命，这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第一要务。(作者为西南财经大学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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