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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圣祥
２００５年１月４日湖南资兴市委下发文件，正式实施《资兴市公务接待制度改革办法（试行）》。１月份，全市公务接待费仅为３４万元，比去年同期减少了８４万元。据市委副书记李太海介绍，此项制度实施后，资兴市仅公务接待费用一项可以比２００４年节约２０％，１０个月少吃３９２万元，全年公务开支可控制在１１００万元左右。（１２月１
９日《人民日报》）
数据显示，全国公款吃喝开支１９８９年为３７０亿元，１９９０年达到４００亿元，１９９２年超过８００亿元，１９９４年突破１０００亿元大关，２００２年达２０００亿，等于一个三峡工程！笔者根据８年翻一番的增长速度来测算，２００５年的数据应该不低于２５００亿，等于全国农村教师６年多的全部工资。无疑，这是不折不扣的“在吃中国”。
资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美好的设想：假若全国都推行资兴的改革之法，每年节省２０％的吃喝费用，４年就可以再建一个三峡工程。可是我知道，如果真的推广资兴的改革之法，“４年再建一个三峡”的愿望却注定会落空——正如在全国上下都呼吁遏制公款吃喝的情形下，公款吃喝数据却一路攀升。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资兴的改革之法说白了仍是“人治”，换一届领导就有可能让所有的改革成果前功尽弃。我们又怎能期待全国官员都如此深明大义呢？如果这样的话，那吃喝之风根本就不会出现。
公款吃喝有个更委婉的说法叫“公务接待”，可让人闹不明白的是，究竟啥叫“公务”呢？显然，现有的改革举措都只在接待开支的奢侈度上做文章，而并没有触及“公务”的范畴问题。一旦我们着重思考后一问题，我们会发现：“公务接待”本身就是一个并不必要的存在。
现有体制下，有领导签字的账单就是“公务接待”，有领导签字的发票就能报销。可实际上“公款大嘴”有多少吃的是真“公务”呢？就拿资兴为例，一个月原来“公务接待”要花掉１１８万元，都用来接待谁了？报道中有这么一句话：“听说记者又来采访公务接待改革，资兴市委副书记李太海很高兴，让工作人员转告：他要请记者吃饭。”虽然这顿饭只花了不到２００元，其用意可能也是为了让记者“亲身体验”改革实效，可我还是纳闷：请记者吃饭是书记自己掏钱，还是划入“公务接待”？答案自是不言而喻。
因此，要想公款吃喝有个彻底的改观，不是在外界根本无法监督的奢侈度上做文章，而是应该直接革了“公务接待”的命，对“公务接待”进行出售式改革：除极个别的特殊接待，经同级人大会同意由官员行政经费承担外，其他一切交由官员个人承担。而且，按照时评家曹林先生的分类，这种出售式改革必须是非赎买式的，即不能因此对官员进行额外的货币化补贴。对“公务接待”进行出售式改革的根本目的在于：澄清“公务”范畴，让非公务行为的报销制度“报销”。实际上，一些西方国家也正是这么做的：公款接待既不会被列入财政预算，餐饮发票等也不会成为报销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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