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低消费高福利构想

　　见习记者 阳敏 北京报道

　　《21世纪》：最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作为一位长期关注农村问题的专家，您如何理解目前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意义？

　　贺雪峰：中国13亿人口9亿在农村，城市化和市场化并不能在短期内解决中国9亿农民 的问题。因此，在我看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要通过各种办法来形成一个稳定的农村，从而使农村和9亿农民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

　　具体来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一是肯定中国不能走一般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通过贫民窟来实现城市化的道路。中国的城市化是一个相当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能任由农村衰败，而要通过国家财政投资，阻止农村的衰败，防止因为农村过快衰败所可能引发的严重问题；二是认为在中国过剩劳动力多的情况下，不能仅仅指望通过市场经济来解决农村问题，农村问题的缓解，要在包括增加农民收入在内的广泛得多的方面增加农民福利，包括提高农民主体性地位，改善农民的人际关系，保持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等等。

　　重建农民生活方式

　　《21世纪》：你认为中国农村目前最为迫切的问题是什么？

　　贺雪峰：当前农村面临的问题很多，总体来说，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背景下，农村人财物向城市流动，农村出现了严重的衰败。李昌平将农村的衰败归结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在今天的中国农村也有现实意义。

　　目前国内学界及政策部门一般将农民收入不能持续增加，农民收入相对于整个社会收入水平的下降当作农村最为紧迫的问题。也因此，中央几乎每年的农村工作会议都将农民增收作为主要议题与目标。我的观点与当前国内主流观点有些差异，我认为，农民收入问题只是当前农村问题的一个方面，更严重的问题是农民主体性的丧失。他们认为电视上有钱人的生活才是值得向往的生活，而自己过去的和现在的生活都没有意义，没有意思。

　　因此，我认为，当前农村最为紧迫的问题是重建农民生活方式。

　　《21世纪》：那么，目前怎样重建农民生活方式比较切合实际？有一种观点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重点在于：刺激消费拉动内需，您如何看待这种主张？

　　贺雪峰：从长远来看，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十分有限。农民增收有两个基本途径，一是务农，二是务工经商。从务农方面来看，在恩格尔系数不断下降的情况下，由占人口多数的农民搞饭吃，是不可能有增收空间的。从务工经商来看，最近十多年，进城务工经商农民的报酬基本没有变化，增收只能来自更多农民进城务工经商。

　　在就业机会不可能快速增加的情况下，进城农民越多，劳动之间的就业竞争就越激烈，劳动力价格就越低。因此，从长远来说，农民收入增长的速度，将长期慢于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农民收入与市民收入的差距将越拉越大。

　　按刺激消费拉动内需的思路，在农民增收困难的情况下，刺激消费，就是要让农民本来不多的存款转化为事实上对农民无用或用处不大的三大件(彩电、冰箱、洗衣机等)，因为消费增加，而收入不能同速增加，农民对经济贫困的感受就会更加强烈。在整个中国外贸依存度极高，而产业利润很低，城市增加就业空间不大的情况下，拉动农民的内需，可能是制造了一个潘多拉盒子。

　　因此，目前来说，缓解中国三农问题的办法，除以公共品建设来降低农民生产生活中的支出成本这一措施以外，唯一可以选择的道路，是通过国家财政转移支付，提高农民的组织能力，改善农民的人居环境，人与人之间关系，发展农村文艺等等，从而全方面提高农村的福利水平和满意度。

　　或者说，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根本任务，是要建设一种“低消费、高福利”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生活方式。

　　“低消费高福利”

　　《21世纪》：应该怎样理解你所说的“低消费，高福利”呢？

　　贺雪峰：所谓“低消费”，就是讲求节俭，鼓励“新三年旧三年”，反对铺张浪费，尤其反对以金钱来衡量人生价值的生活方式。所谓“高福利”，就是人们感到生活满意，有意义，有体面和尊严的生活方式。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核心，就是将村庄建设成为一个文化生产场所，从而提高村民的福利感受。

　　站在农民的角度来看，构成农民福利和满意度的，绝不只是收入的增加，而是与他们主体感受有关的各个方面，比如政治社会地位的感受、人际关系的改善、文化生活及其对生活价值的体认，等等。此方面可以展开的内容很多，比如组织农民文艺表演，开展群众文体活动等。

　　举个例子来说，温铁军总结他所主持的乡村建设经验时认为“文化建设收效最高”。笔者自2003年以来，在湖北荆门和湖北洪湖四个村庄进行老年人协会建设，我们以每个老年人每天5分钱来计算投入给老年人协会的活动经费，结果，四个老年人协会都建设得十分之好。也因为有了老年人协会，老年人的生活有了意义，他们感到“心情舒畅了”，“时间过得快了”。仅仅为每个老年人每天投入5分钱，就可以让老年人一天心情舒畅，老年人的心情舒畅，又给中青年人以未来的希望，这恐怕是全世界最有效益的投资，虽然不能被国民生产总值所统计，却为农民提供了实实在在的福利。

　　《21世纪》：老年人协会的运转经费应来自哪些方面？

　　贺雪峰：我以为，最终应该来自国家的财政转移支付。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会有较多的资金投向农村。这些资金应该投向何处？老年人协会用钱不多，效益极大，正是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可以投入的地方。

　　除国家的财政转移支付以外，从我们建四个村老年人协会的经验看，村中那些旅外工作经商的村人，也就是所谓“第三种力量”，也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其一，在外工作退休回村的村人，可以凭借自己丰富的经验，较高的权威，广泛的见识，在组织老年人活动方面发挥作用，其二，旅外村人往往也乐于为老年人协会捐款。因为老年人协会，而使村庄与旅外村人建立了非私人的关系，这恐怕也是一种意外的城乡统筹。

　　我认为，在建设老年人协会的过程中，无论乡村组织还是老龄委，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离开乡村组织的支持，老年人协会的发展就不能达到更高的水平。我们在荆门高阳三村建设的老年人协会，因为镇政府支持，而发展得尤其迅速。目前高阳镇已在全镇推广老年人协会的经验。

　　《21世纪》：有经济学家认为，中央提出的建设节约型社会是指生产环节的节约，而消费方面不应该节约，也不能节约，您如何回应这一观点？

　　贺雪峰：这种观点不仅会误导中央的意图，而且尤其脱离中国大多数农村的实际。

　　我认为当前农村问题有两大症结。第一个症结是，在当前格局下面，从长远来看，9亿农民快速增加收入的可能性并不存在，相反，因为消费主义文化在农村的广泛深入传播，农民面临的消费压力空前增长，当前农民的苦，不苦于温饱没有解决，而苦于难以应对消费主义的压力。一方面是农民事实上没有增收的空间，一方面又是消费主义越来越以收入作为评价人的价值和福利水平的唯一标准。

　　第二个症结是，农民的福利(不只是经济收入，而且包括人生价值，社会关系，稳定感，生活环境等)与村庄关系极其密切，良好且稳定的村庄环境，包括其中的人际环境，是农民所追求的综合目标，当前中国快速的现代化一方面在破坏农民从村庄中获得的传统福利，一方面又不能为农民提供以高消费为基础的现代福利。

　　这两个症结也可以归结为在中国农村人口众多条件下实现快速现代化的两个二律背反，造成这种二律背反的原因，则与只以市场化和城市化来解决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思路有关。

　　农村公共品不足解决路径

　　《21世纪》：你多次提出，政府应当重视农民生产生活中公共品供应不足的问题，有人甚至将“为农村提供廉价的公共品”称为“增收、减负”以外的第三条解决农民问题的“减支”思路。那么，哪些事务属于农村公共品的范畴？这一“减支”的思路有什么可能的具体落实途径呢？

　　贺雪峰：农村公共品是农民生产生活必不可少的基础性物品，诸如水电路、调解、民风、村容等等。也可以将村组干部作为农村的公共品，因为村组干部是农村熟人社会的一员，他们具有强有力的调解村庄纠纷，维系村庄团结的功能。

　　当前农民在生产生活中因为公共品供给不足，而不得不以私人品替代，从而造成生产生活中的高成本的情况，十分普遍和严重。农村税费改革以后，中央补贴农民的思路恰又是直补到户，不能解决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的问题。因此，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找到有效的供给公共品的办法，来为农民提供廉价公共品，减少农民生产生活中的支出。

　　解决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的前提，是要克服农民的搭便车行为。当前农村普遍出现的严重问题是，只要有少数几个人不同意，对于全村大多数农民有极大益处的事情就无法办成，农村的公共品因此供给严重不足。解决公共品供给的办法是强制性收税。但当前乡村两级解决公共品供给的办法是并无强制力的“一事一议”，因为并无强制力，“一事一议”在全国绝大多数农村流于形式。

　　解决农民在村庄一级公共事务上合作的办法不是强制收税收费，而是将国家财政转移支付资金转移进入村级组织，规定只能用于村庄公共事务，且一定要有全村大多数村民(或村民代表)来决策如何使用及用在何处，也只需要有大多数人同意，即可使用这笔转移支付资金。这样就可以克服当前农村公益品供给中事实上存在的“少数人决定多数人”的糟糕局面。

　　同时，农民可以在公共事务上——尤其是与农民生产生活关系密切的公共事务上进行合作。当前农民的分散，不在于一家一户的小农经营，而在于小农经营所需要的公共物品供给无法有效获得，从而造成了生产生活中的公共品的私人品化，从而极大地增加了农民的生活成本，和他们支出的压力。

　　《21世纪》：针对农民生产生活中公共品供应不足的问题，目前正在深化的乡村组织改革应该朝向什么样的方向进行？

　　贺雪峰：我认为，改革应该朝向“区分乡村两级职能”，将乡村两级目前被赋予的发展地方经济，增加财政收入的职能取消，而转到提供与农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物品供给、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方向上来。

　　(贺雪峰系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三农中国》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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