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治矿难从限定权力边界开始

　　本报评论员 黄一琨

　　临近年末，煤矿行业一次死亡30人以上的“特别重大事故”仍在不断发生，又有一大批矿工没有领上回家过年的工资就遗憾地离开了我们。而更触目惊心的事实是，今年一年全国一共发生了四起百人以上的矿难，这是前所未有的。

　　就在去年，全国一年因煤矿事故死亡人数达到6027人，占到了全世界矿难死亡者总数的80%。因此，2005年初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升格为“总局”，从副部级变为正部级，在石化系统工作多年，对于安全生产工作有丰富经验的李毅中临危受命。在这一年当中，李毅中领导下的安监总局，严厉查处官煤勾结，提高矿工死亡赔偿金，并计划对煤矿实行安全风险抵押制度，这一系列措施无疑将对煤矿的安全生产工作起到重大指导作用。

　　但是，要凭借李毅中和安监局一己之力，偿还多年来的安全欠账，挑战仍然十分严峻。因为在煤矿行业中，处于高度垄断地位的权力直接入市，各种利益链条极度扭曲，

矿难则是这些矛盾的集中爆发。

　　在矿难中死去的矿工，绝大多数身份是农民。在农业边际收益不断降低的今天，农民即便冒死到井下作业，仍然可以获得比较效益，而在中国，劳动力的供给远远大于需求。如果不能缩小农民进入井下的比较效益，使农民在劳动力市场上有更多讨价还价的空间，就很难防止灾难继续发生。

　　我们认为，如果一个城乡平等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起来，农民可以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许多人就不会去从事那些高度危险的行业，而随着劳动供需关系的改变，这些行业的进入门槛必然提高，就会引发这些行业的技术进步。这样，我们不需要回到低水平均衡的陷阱，不需要对生产关系进行革命性的调整，就能在解放生产力的同时保障社会公正。这是一些发达国家所经历过的路径。

　　问题是，在一个正在转型的国家，建立一个能够惠及几亿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其中的难度可想而知。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很难对现有的劳资关系作出调整。

　　但是，我们也绝不可能在等待和喟叹中坐待更多生命被矿难吞噬。只是，在面对矿难的时候，很多人习惯于谴责“心比炭黑”的矿主和不作为的地方官员。也有人认为，当务之急是继续坚持国有矿藏国有开发的道路，因为这些国有矿毕竟有着几十年安全生产的历史。但是安监专家们告诉我们，矿难并不只与“黑心小煤窑主”相关，众多国有矿山在安全生产方面也欠账严重——11月27日，国有黑龙江东风煤矿爆炸，在矿难现场，李毅中怒斥国有矿的负责人：“你们连民营小煤窑主都不如!”

　　实际上，作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无论什么身份的矿主，都要尽量压低生产成本。而各类经济人对于必须的安全投入成本多是能省则省的态度。而这正是行政权力配置矿业权资源的现状造成的。

　　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对矿产资源的管理一直采取行政手段无偿授予矿产权，最近几年虽然开始试行矿业权的招标拍卖，但目前处于“双轨制”阶段，大量的矿业权发放仍通过行政审批方式完成。即使是招标拍卖，也处于走过场的状态。

　　这种资源无需全面付费的制度当然会造成煤矿的暴利，但是经济学家周其仁分析说，煤炭高价一定会刺激对“免费的”煤矿资源的竞争，其结果是竞争者争相“出价”获取煤矿资源。因此当近乎免费获得矿业权之后，所有者们必须支出一笔“隐形开支”主要用于收买矿产资源的分配权力。而存在经年、今年浮出水面的“官煤”现象只不过表明，这种权力收买已经找到了更为安全的交易方式，官员占有干股，一分钱不投，直接以权力入股，而“股”是一种永不可退的合约安排。

　　因此，治理矿难绝非一些安全生产措施就能一劳永逸的。权力高度介入市场，长期以来形成了链条精密的利益集团，在利益集团的操持下，“半吊子”的改革使得各方利益博弈处于零和状态。这是当下中国改革最为典型的一幕，这种被无边界的权力操持的伪改革、假改革，正在让弱势一方支付高昂的成本，而在煤矿业，这种成本则是成千上万条鲜活的生命。

　　我们赞同周其仁先生提出的治本之策，“追加掌控煤矿资源分配权力者以权谋私的成本”。当前看来，其中至少包括全面、普遍地推行一切矿产资源的公开竞拍体制，大幅度提升对以矿权谋私行为的打击力度。而更重要的是警惕这些制度安排蜕变为急就章——由于改革只限于垂直的政府自我完善，没有对权力边界的有效限定，官煤利益集团死而不僵，一段时间以后旧体制很可能以新面目复归。

　　今年以来关于改革的争论已经使人们意识到，调整利益格局的改革既然涉及到多方利益，那么就应该是“众人之事”。改革能否闯过大关，关键在于要建立利益的均衡机制和利益表达对话机制，扩大公民依法参与社会治理的空间。这也是根治矿难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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