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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首席评论员 鲁宁
新华社昨日全文发布《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这是中国20年前开始逐步抛弃计划经济遗留的国有和大集体企业职工由国家“统包”养老制度之后，国务院出台的第三个相关“决定”。
我们一贯认为，解决亿万职工的基本养老难题惠及民生、影响国运。而且，它也是最终在中国社会建立覆盖全体社会成员的基本养老制度的重要一步。这一步迈得顺不顺，既关乎当前又立足长远。
每个劳动者迟早要面临老有所养的问题，但截止到今年年底的预期数，除了公务员这个社会群体，被政府纳入社会基本养老保障体系的劳动者尚只有1.7亿劳动人口。这个比例大致占到当下中国社会全部劳动人口和退休人口的20%左右。不考虑“基本养老”落实于每个个体的“保障基数”高低，只计较基本养老的实际覆盖面，中国社会要做到普遍的社会范畴而不是家庭范畴的“老有所养”，可谓任重道远。
我们欣慰地看到，新出台的“决定”不光立足于原有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调整和完善，同时开始注重于保障面的扩盘，城镇个体劳动者、灵活就业人员的基本养老保障已被“决定”确定为下一步保障面扩盘的新对象。
还须注意到，“决定”所涉及的内容不是一个独立的“操作体系”，它与国家“十一五”社保规划联系紧密，其所涉及的内容甚至原本就属“十一五”社保规划的组成部分之一。上月初公布的“十一五”社保规划中，对进城务工人员、被征地农民、务农农民等3类目前被排斥于社保范围之外的养老难题，也将作出相应的制度性安排。以上两条，以及做实个人账户、统一个人账户缴费比例等政策举措，我们看到政府致力于推进社会保障事业的善意和阶段性政策取向。
全体参保对象对政府善意的体味直接表现为“决定”实施后，个人切身利益权利是否得到切实保障。具体来说，“老人”会计较待遇是否降低，“中人”会考虑如何过渡，“新人”会担心个人账户是否被挪用于“拆东墙补西墙”。这些现实的疑虑无法回避，化解这些疑虑，直接关系到“决定”的落实程度，在“决定”的原则条文下，它需要地方政府在制订具体实施细则时加以充分兼顾，并对细则的实施过程作出外部监督的制度性安排。进一步分析，“决定”和各地将要跟进出台的实施细则类似于经济交易活动中的“格式合同”，其条款的解释权全部归属于各级政府的职能部门，立足于“决定”条款的动态属性和民主政治的渐生渐长，人们期待对养老保障这等利益涉及面如此广泛的“头等大事”，逐步拥有平等表达的话语权。
同时，我们认为，养老保障只是中国亟待建立的基本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子项，另外三个同样迫切需要推进和完善的子项包括基本医疗保障、失业保障和“低保”。因而，立足于建立中国普遍的基本社会保障制度，在舆论层面推进基本养老保障，继而推动整个社会保障的完善，始终是媒体不可懈怠的责任。
“决定”在未来5年间的落实程度，主要取决于保障资金的落实程度和是否专款专用。这两个关键性问题，就其本质所在，前一个涉及到中央与地方之间、地方各层级之间、政府与企业与个人之间权力、权利、责任、义务四对关系的划分。后一个则涉及到资金使用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监督及问责制度的建立与实际操作。
有两个数字值得细考。一个是今年中央财政用于职工养老保障的补贴预计可达540亿元，另一个是今年国家财政总收入预计突破3万亿元。两者一对比，中央财政养老基金补贴额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不到2%，这个数字就是在发展中国家也是令人汗颜的。这意味着，日后“决定”的实际落实程度，首先有待于中央财政增加投入比重。而对此寄于期望的前提，则首先期待于中央财政率先由“建设财政”、“投资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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