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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同仁医院急诊走廊，来京找工作的37岁齐齐哈尔人王建民因无钱治病，嚷着“疼、救命”声死去，而他死去的地方距离抢救室不到10米。(12月15日《新京报》)——这又是一起典型的医院见死不救案例，而在网上输入“医院见死不救”进行搜索，出来的信息有8.68万条，不难想象像王建民这样被医院见死不救的病人会有多少。
一边是天价医药，一边是见死不救，背后是医院100%违规(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副
司长王东生语)。于是我不禁为这类医院想到一副对联：有钱的把你宰死，没钱的让你等死；横批：人民币医院。
其实，何止几百万的医药费是“天价”，病人每一次上“人民币医院”的实际花费与必要花费相比，都是“天价”！几百上千看一次感冒，难道不是天价吗？在“人民币医院”眼里，钱是唯一的可爱，生命早已不再重要——拯救生命只是他们赚钱的手段，而不是追求的目标。这种蜕变在他们面对垂危生命时的冷漠无情中表现得最为赤裸裸。一次又一次地见死不救，面对外邦人尚且不该如此，何况多少年前我们还曾经共有一个祖先？
善良的人们或许会为医院想到经费之类的难处，可是这却恰恰被“人民币医院”屡次用来做见死不救的借口。别再听他们的辩解了，为什么赵华琼医生办的民间医院能做到的，拿着国家拨款的公立医院反而却做不了呢？同样是医生，赵医生面对民工的哀求，宁愿冒着被人误解和被有关部门处罚的风险，遵从良心的意愿为民工子女看病；“人民币医院”的这些医生们面对病人一整夜的苦苦哀求和疼痛呻吟，却仍然可以置之不顾——他们实在是“见多不怪”呀。
尤其可悲的，还不是“人民币医院”的职业性冷漠，而是我们对他们的冷漠竟然束手无策。每次见死不救事件出现，都会受到舆论的道义谴责，可也仅仅如此而已。当舆论都已经陷入“谴责疲劳”时，“人民币医院”却依旧“见死不救亢奋”。风波过后，院长还是那个院长，医生还是那个医生，见死不救还是那个见死不救。
公立医院作为免税的公益机构，难道可以不履行基本的“企业公民”义务吗？在他们一边免税一边暴利时，有没有必要设立专门的“见死必救基金”？政府财政对公立医院的支持中，是否也应该划分一部分注入该基金？生命不能白白逝去，必须有人为见死不救负责：有人应该引咎辞职，有人应该开除处理，有人应该剥夺行医资格。
但愿，在天堂里的王建民们不会再遭遇见死不救的冷漠。
(作者：舒圣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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