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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发芾
在《财经》杂志2006年年会上，吴敬琏说，收入不平等有两个可能的来源：一个是机会的不平等，一个是结果的不平等。目前中国社会贫富悬殊，主要来自机会的不平等。但现在好像集中注意的是结果的不平等，于是就要限制国企经理的最高薪酬，对一般的富人征高额税等等；还动不动就要“向富人开枪”。(《中国青年报》12月13日)
诚如吴先生所说，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收入不平等。一是机会不平等，二是结果不平等。从治理良好的社会来说，国家有义务、责任，也有能力尽可能为社会创造平等的机会。从目前中国情况来说，机会的平等，远远没有成为可以期待的现实。因此，为了公平正义，首先的问题，就是保证机会公平。
机会不平等，结果绝对不会平等，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机会不平等带来的结果不平等，是缺少正当性的。对此，国家仍然有通过税收等手段调节的余地。现在的问题是，即使机会平等了，结果却仍然不一定平等。那么，是不是因为富人是通过平等机会致富的，是合法合理地致富，就不能对他们的财富课税？事实上，即使是对他们课以较高税收，也决不是向富人开枪。
原因十分简单：富人，不管是合法致富的，还是非法致富的，获得财产，保有财产，享受财富带来的荣华富贵，都必须依赖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就是国家法律制度对于秩序和财富安全的保护。富人无论是在获得财富还是拥有财富的过程中，都得到了国家法律制度和国家机器的有力保护。如果没有国家的保护，富人不但不能获得财富，更重要的是，即使获得了，也不能拥有，其状况必然是霍布斯所说的“全社会充满着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即使某些财力雄厚的富人，可以通过私人武装来保护财富，但是，维护一支私人武装的成本将是极其高昂的。
建立政府、健全法制、维护国家机器的成本，就是以比私人武装更低的成本保护社会的安全，保护市场交易。实质上，国家对于人们财产与安全的保护，本来是公共服务，应该是均等化、人人有份、人人平等的。但事实上，从个人实际享有的服务来说，富人与穷人得到的份额有天壤之别。一无所有的赤贫者，可能并没有享受什么公共服务，没有耗用公共资源，也没有什么财富和财产交易秩序需要国家保护；而家财万贯的富人，则完全依赖于国家力量，才能够求得其财富的安全。
这种情况下，富人占用和耗费了比穷人多得多的公共资源。税收，就是私人为耗费稀缺的公共资源付出的价格。正因为如此，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包括那些十分发达的国家，都对富人征收财产税，即使这些富人的财产来路十分合法。
基于以上分析，完全可以认为，虽然从正当性来说，应该更加追究机会的平等，但是从税收公平角度来说，适当地追求结果的公平也没有错。不管你的财富是通过平等机会挣来还是不平等挣来，你拥有财富，你就得纳税。要求向富人多征税，决不是对他们不公平，恰恰是追求更大的社会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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