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民企拯救的现实把握 地方政府心态要归位

　　文/润东 高力

　　地方政府与民营企业往往能共富贵却不能共患难，民企兴旺时，政府春风满面，笑靥如花；一旦民企出事，地方政府不是缺位，就是越位——要么袖手旁观，见死不救，要么指手画脚，横加干预。

　　短短几年中，多少民企昙花一

　　现，多少民企落入深渊，围绕“问题民企”的生死问题，演绎成一场又一场的拯救风波，参与救援的方方面面，一个个粉墨登场，勾心斗角，而各方利益博弈的背后无不隐藏着野心和图谋，使得“问题民企”的拯救需要克服诸多困难，走出各种利益的怪圈，才有希望完成再造和重生。

　　地方政府心态要归位

　　从理论上说，民营企业不再是“填房”，不再是“后娘养的”，而是社会主义经济重要的生力军。而在政府心目中，国企和民企手心手背都是肉，应当一视同仁，不该另眼相看，厚此薄彼。

　　事实上，民营企业为地方经济作出的贡献也是世人瞩目的，受到政府的宠爱，优秀的民营企业家更是政府的座上宾，追捧有加，把一顶顶红帽子慷慨地奉送给民营企业家们。比如德隆的唐氏老大唐万里当选为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显赫一时。

　　可是，政府与民营企业往往能共富贵却不能共患难，民企兴旺时，政府春风满面，笑靥如花，一旦民企出事，地方政府不是缺位，就是越位，要么袖手旁观，见死不救，要么指手画脚，横加干预。

　　民企遇难，自救受挫，很大程度上是归咎于政府有关部门视民营资本为异端，没有将其当做社会财富来尊重和关爱。倘若遇难的是国有企业，会是另外一番轰轰烈烈的救助景象。

　　国务院东北办日前下发的一份文件中显示，一汽集团一季度亏损5.7亿元。就在这当口，吉林省政府发力全民拯救，一份红头文件——吉政发〔2005〕12号《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发展的意见》送达吉林省各市州、县(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各直属机构，其中详细开列50条细则为一汽“保驾护航”。

　　虽然有人讥讽吉林省政府救助一汽集团的红头文件是一只没有多少奶水的奶瓶，只是塞到哭喊的婴儿嘴中应急而已。但政府的拳拳之心却是令人动容。国企真是政府的心肝宝贝哟！

　　这与一些民企当初遇难嗷嗷待哺时地方政府的消极观望形成鲜明的对比。顺德区政府在科龙电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公告正式公布后，立即对科龙电器的相关生产情况进行了深入的了解，进而作出了不评论、不干预的决定。而出面协调商业银行给科龙电器提供适量的资金，仅仅是地方政府维护企业稳定职责的地缘情结因素，是一种象征性的关爱罢了，并没有全力救助。德隆崩盘，只是在德隆奔走呼号之下，惊动了国务院，政府有关方面才开始投入救助，但错过了抢救的最佳时间。至于健力宝，三水区政府采取的是一种粗暴干涉的救助方式，竟然成立工作班子抢占健力宝，轰走买家，实在是让人寒心。

　　在拯救ST达尔曼中，我们同样看到地方政府犹疑的身影。ST达尔曼行走在破产边缘，重组成为拯救的唯一希望。作为陕西27家上市公司之一，政府自然不愿意看到ST达尔曼真正退市。据西安市政府某人士介绍，目前政府有关部门正积极参与对ST达尔曼的重组工作，但“重组工作进展异常艰难，主要是重组方需拿出巨额资金”。据分析，ST达尔曼现在的真实重组成本其实大概要3-4亿元左右。但是3亿-4亿元仍然是笔不小的数目，某政府官员表示，目前有省内外企业虽有意，但都没有实质性进展。而如果由政府出面组织债权方核销ST达尔曼债务，主要困难是达尔曼是一家民营企业。“如果政府是大股东，可以为银行做担保，但是政府没有控股，政府为谁担保？即便政府为达尔曼做担保，如果重组以后出现问题，政府又该怎么办？”该人士透露，目前政府在达尔曼重组工作中，仅仅担当引导和组织协调工作。

　　而在对待收购“问题民企”买主的态度上，地方政府居然出奇地一致排外，生怕企业落到“外来户”手中，肥水流入外人田。由于顺德区政府当初曾表示希望科龙由本地企业接管，在身边比较放心。三水区政府更是赤裸裸地排外，莫说台湾的统一集团开始没有得到入场券，就连大陆的汇中天恒也是备受磨难，好不容易挤进健力宝。

　　地方政府手中虽然没有钱，但有的是政策资源，对那些品牌价值高、产品信誉高的民企，政府应当想方设法予以救助。毁树容易植树难。一个历经千辛万苦成长起来的民企，一个为地方创造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民企，其倒闭只在一瞬间。真所谓砌屋三担米，拆屋一餐饭。

　　政府一定要充分挖掘手中的政策资源，协调社会方方面面为遇难的民企排忧解难，有时候政府的开明政策往往能救民企于水深火热之中。

　　而对挺身而出拯救问题民企的买主，勿论地域，莫讲出身，只要能救活企业，地方政府应当热烈欢迎，多一点开明，少一点保守。因为工业时代的市场经济需要整合资源，而不是画地为牢。

　　警惕资本高手趁火打劫

　　“问题民企”多是因为企业的资金链崩溃而遭遇灭顶之灾。企业发展的根本是资金安全，资金链的危机直接导致了问题民企的危机。

　　由于欠了湖南长沙一家银行一两千万元债款，该银行上诉至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今年6月23日，手机厂商南方高科的手机生产线和仓库被法院查封。目前，该公司在广州的厂房已全部关闭，生产由此陷入停滞。继熊猫、易美、科健后，又一家国产手机厂商站在了销售乏力、资金链断裂、银行追债的危机面前。

　　当年标王胡志标麾下爱多的资金链是代理商预付款、供应商赊销、银行贷款等构成的，在爱多如日中天的时候，大量的预付款从市场一线打回，资金运转很好。从1995年到1998年短短的三年时间里，爱多的销售额达到了近20亿。但是当市场变化的时候，爱多没有应变自己的资金情况，或者说由于胡志标个人素质的原因，他不清楚自己到底有多少钱。当胡志标的亲密朋友陈天南发出“律师声明”透露爱多的家底后，爱多旋即走下坡，最终因资金链断裂而崩溃。

　　“问题民企”几乎清一色地兵败资金链短缺，所以，纵览并购问题民企的买家，无一不是趁火打劫的。他们心思多半用在“分羹”上，捞油水上，很少有人把精力用在如何重振企业的雄风上，有的则是赤裸裸地凭借资本运作玩空手道。

　　资本运作的魔力令人吃惊：如果某企业总价值100万元，其中51%是一个人的，那么这个人就是最大股东。假设他的职务是董事长，他就具有对整个企业的支配权，包括对别人的那49%股份。然后他拿这个企业去融资50万元，现在资产增加到150万元，他仍然是最大股东，仍然是董事长。然后他又以150万元，去和另外一个总价值100万元的企业合股，这时的企业总值已经升到250万元。他，还是董事长。于是，一个资本神话诞生了，从最初的51万元资金，经过几次放大，他成功地实现了财富的飞跃。

　　在企业遇到资金危机时，资本高手们频频现身，以期在并购中进行资本运作，实现财富的飞跃。

　　张海之流就是这样的资本高手。当三水市政府急于寻找健力宝的买主时，笃信佛教、颇有悟性的张海在疾驰的火车上浏览一份报纸时意外地看到到这条利好的消息。张海眼中的健力宝只是一道虚幻的现金流，一组可交易可控制的抽象权益，一个可以赌博和投机的舞台。张海玩的是“空手套白狼”的伎俩，首付的一亿资金是一笔通过国债回购而来的短期融资，他必须寻找下家，用别人的钱来发财。而魏新、祝维沙、叶红汉、李志达等收购剧中人物也是各怀鬼胎，多是资本运作的高手，对实业并无兴趣，只想从健力宝大捞一把。瞧，眼下的叶红汉就是想借用台湾统一的钱在健力宝支撑门面，伺机抽身而逃。

　　盘活问题民企，需要的是叮当响的真金白银，而不是眼花缭乱的股权置换。资本运作对于“问题企业”来说，好比是高烧病人打了退热针，但病根并没有拔除，要注入实实在在的资金才能救活企业。如果并购者只是从一己私利出发，一味注重自身的发展，而无心从根本上拯救问题民企，那么问题民企很可能在并购中逐渐消亡。

　　资本高手介入问题民企的拯救，需要企业本身认真鉴别，审慎地考察买主，切莫饥不择食，草率地“卖身”。如果那样，等待他们的将是企业品牌的堕落。因为那些包藏祸心的资本高手不需要问题企业的实业，而只是想从中抽血，吃饱喝足了就抽身他去。

　　担心银行落井下石

　　有人把银行说成是嫌贫爱富的势利小人，十分形象生动。银行对富人往往秋波频送，万种风情，对穷人则常常冷若冰霜，漠然处之。银监会有官员称，正常运作的商业银行贷款都有两个基本的原则，一是防范风险，二是盈利。在目前德隆的这场危机之中，要让银行重新与德隆建立起信任，困难显而易见。他说：“银行只会做锦上添花的事情，救急也好，救穷也好，都不是银行的本分。”

　　世态炎凉。在拯救“问题民企”的行动中，银行方面始终显露出可恶的市侩嘴脸，民企一旦遇难，即刻落井下石，停贷逼债。

　　人们还记得，1995年的中国民营企业，还是“妾身未分明”，可南德集团因为牟其中的强势运作，已名噪一时。当年牟其中的南德集团得势时，各大商业银行抢着给南德贷款，南德是银行的AAA级信誉客户，行长们给牟其中的贷款来得太过轻松，银行都希望南德成为他们的大客户，也许在那个时候南德的金融危机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埋下了伏笔。贷款来得很容易，贷款额也很大，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是一条危险的道路。可转眼之间，南德崩盘时，心急火燎的牟其中再去找这些财神爷们时，一个个退避三舍，躲得无影无踪。这真是“贫居闹市无人识”！

　　旭日升曾是一个神话。旭日升早期的高速成长丝毫不逊色于可口可乐，但可口可乐把故事延续了100多年，旭日升则已成了明日黄花。旭日升曾是全国知名品牌，据中国饮料行业协会统计，2000年旭日升总产量103.6万吨，在中国饮料十强中排名第二，曾一度占据茶饮料70%以上的市场份额，被誉为中国茶饮料大王。高峰时期旭日升冰茶的销售额达到30亿元，其品牌价值一度达到惊人的160亿元。2004年，旭日升因债务纠纷，商标、设备历经拍卖。全新的“旭日升”冰茶曾重现石家庄市场，但此时的旭日升已经风光难现。

　　旭日升得势时，当地银行竞相贷款，有的银行行长还屈驾登门主动放贷，恨不得把银行搬到旭日升。据一位知情人士了解，1998年、1999年两年间，旭日升集团就已欠下中国银行冀州支行近3亿元的贷款，但如日中天、销售火爆的“旭日升”在银行眼里依然是个“优质客户”，骑虎难下的银行期盼着在“不断”的资金支持下，旭日升能越升越高，带来丰厚的回报。可旭日升遭遇“寒流”时，银行的人立马换了面孔，登门逼债。

　　虽说是现在民营企业在市场准入、政策规范等方面都享有国民待遇，甚至是超国民待遇，但资金仍然是制约发展的最大瓶颈。银行方面的态度依然是摇摆不定，一会儿是灿烂的笑脸，一会儿是冷漠的目光。锦上添花是常是，谁愈有钱就愈贷给谁，以至于经常上周正毅这类心术不正的所谓富豪的当，数千万上亿元的贷款打水漂。而见死不救也是银行常做的“缺德事”，像德隆这样难得的以德兴隆的民营企业，像科龙这样在家电产业界享有盛誉的名牌企业，在资金链发生问题时“拉兄弟一把”还是应当的，不能眼睁睁望船沉。

　　其实银企之间应当是一种双赢互惠的关系，银企并肩搏击资本市场，要从长计议，特别是银行方面不要太短视，更不要太势利，一些“问题民企”虽然遇到一些麻烦，手头紧张，如果在危难时刻银行能给企业注入一定资金，立马就能盘活。一些知名的民企虽然一时窘迫，但其名牌价值、产品声誉还是香饽饽，一旦缓过神来，还能重振雄风。到那时，民企对银行的回报也是十分可观的。

　　媒体不要势利浮躁

　　在中国，商业在很大程度上还处于讲故事的阶段，“注意力经济”被做成了“作秀经济”。公众对商界的期待，更多的是“故事”而不是“做事”，是其中的热闹而不是门道。而媒体成了公众这种期待的精神快餐的高级厨师，极尽其烹调手艺，不遗余力地炒作。

　　有人说，媒体就像是妓女一样，十分势利，只为富人绽开笑脸。当民企风光时，媒体卑躬屈膝地追捧，溢美之辞充斥其间，吹捧的语言更是肉麻有加。而一旦民企出事，则又是一副嘴脸，极尽棒杀之能事，大肆渲染危局，反戈一击，推波助澜。

　　也许是中国人对民营企业有着天生的偏见，国企出问题大家习以为常，熟视无睹，民企一有风吹草动则一惊一乍，谣言四起。一些人在仇富的阴暗心态驱使下，巴不得民企天天出事，唯恐天下不乱。于是，民营企业家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稍有闪失，好事者则摇唇鼓舌，添油加醋，传播无根无据的小道消息。三人言成虎，须知流言铄金，谎言重复一千次就会成为事实，弄得民营企业家们灰溜溜的，十分尴尬。此时，媒体又是传播流言最便捷的工具，一篇不负责任的报道或评论就能致民企于死地。

　　同时，我们还看到，近年来有些媒体热衷于非要掘出什么惊人的事件来炒作。媒体对一些事情的质疑和揭黑是没有什么可诟病的，但同时这里也有个媒体的公信力的问题。如果是一味地“扼杀”，那么等待企业的可能也确实是“面临崩盘”。

　　由于媒体的浮躁，往往对民企遭遇的问题进行残缺的分析、盲目的跟风。更为不幸的是，媒体还有可能卷入到企业的竞争中去，在无意间丧失了新闻的独立性。正如一直在关注民企的资深记者傅桦所说，“如果企业在一夜之间因为媒体的‘报道’引发几十个亿的损失，那么，我们真的无法保证我们的媒体不会被企业间的商业竞争所利用。”

　　德隆遭遇盛世危机，股评专家们分析事出有因，这么大的股市风波一定会有导火索。唐万里认为导火索来自媒体不负责任的报道。他有鼻有眼地指出，2004年3月2日，一家地方杂志的一篇文章谈及德隆资金链崩溃、高层出逃，一时间媒体竞相转载。他说，之后有关部门就此文的传播进行了制止，但其时该文章已被广为传阅。于是舆论哗然，有关德隆的流言沸沸扬扬，不胫而走，说什么“德隆是新疆的第二个啤酒花”，一次记者见面会，唐万里因事比约定时间迟到半个小时就被猜测“携巨款人间蒸发”，真是令唐万里哭笑不得。

　　唐万里咬定该篇文章加剧了社会各界对德隆资金链是否断裂的猜测，导致跟德隆合作的伙伴们人心惶惶，有些与德隆有着长期友好合作关系的银行行长直言不讳地说：“我们也没办法，听到这些信息，心里没有底，完全不理会也不行。”墙倒众人推，舆论危机引发了经营危机。一系列的恐慌行为如多米诺骨牌影响德隆系的名誉，不仅波及到上市公司，连上市公司的三级公司，只要沾上“德”字的公司，甚至德隆只是一个小股东，全部受影响。

　　1997年2月，巨人集团濒临危机的消息被高效率的现代传媒即刻传播到了大江南北，各种版本的“巨人”内幕、公众质疑、专家评论开始蔓延。墙倒众人推，媒体的狂轰滥炸、一系列负面报道使得“巨人”和史玉柱深陷重围。得到消息的债权人蜂拥而至，将巨人集团总部办公楼围得水泄不通。巨人大厦停工，总部办公楼被拍卖抵债，银行账户被法院冻结，巨人集团欠债2.5亿，名存实亡。

　　三株的失败也源自1条被全国媒体转载了数百次的消息：《8瓶三株要了1条人命》。真想不到“三株王国”的终结者竟是湖南常德的一位叫陈伯顺的乡下老人。陈伯顺服用了儿子买来的三株口服液后，不久死亡，家属认为三株口服液是致死的罪魁祸首，并诉诸法律，1998年常德市中级法院判决三株为不合格产品。刹那间，媒体对三株的污水倾盆而下，三株帝国在媒体的负面鼓噪下轰然倒塌。虽然1999年4月，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书认定三株口服液安全无毒，没有证据认定陈伯顺死亡与服三株口服液的因果关系。但由于此前三株跟媒体结怨太深，媒体对三株被平反一事并不感兴趣，装聋作哑。三株期盼着官司胜诉能使三株口服液的销量强力反弹。然而事与愿违，接下来几个月的销量不升反降。媒体的负面宣传给三株的伤害已深骨入髓，三株已是回天乏力。

　　某些媒体的记者认为，财经新闻也应当提高娱乐性。在他们眼里，民营企业家就跟什么明星、美女一样，动不动就搞点花边新闻，来一个惊世骇俗的观点，做一条爆炸性新闻。今天可以捕风捉影，明天再出来辟谣，也不再是财经记者，而成了“狗仔队”。

　　著名经济评论家康建中认为，媒体应当像一面镜子，客观地报道世间百态、善恶美丑，公正地评判新闻事件。对媒体特别是财经媒体来说，更应如此。做一面心平如水的镜子，还原事物的本来面貌，不扭曲真相，不做哈哈镜；做一面公平独立的镜子，以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出发点，不依附于某个利益团体，不做传声筒。

　　分析人士指出，无论对待民企还是国企，国内还是国外，新闻工作者都不能忘记这三条基本原则。虽然我们不是正义与良知的化身，我们也不能代替司法惩恶扬善，但总应该减少信息扭曲，还原真实；总应该保持公正，追求真理。

　　在“问题民企”的拯救宣传中，媒体更应当多一点同情怜悯，少一点幸灾乐祸。

　　编辑/彭雅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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