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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刘福垣今天在第七届中国经济学家论坛上说，截至目前，他已经看过了40多个省、县市的十一五规划，这些规划大都是在十六届五中全会后经过修改的，看完后的感觉是“这些地区对科学发展观的转变还没有进行，对‘发展’的理解不过是几个字，全面增长、可持续增长，还是增长而已”。(见《中国青年报》12月13日)
为什么科学发展观到了一些地方政府手中就成了口号？为什么一些地区做的十一五规划基本上还是增长的规划不是发展的规划，还是就增长论增长？为什么一些地方政府把兄弟省、兄弟市、兄弟县打擂台当作提高竞争力？笔者以为，除了地方政府有追求政绩的考虑之外，政府监督绩效的缺位也是重要原因。
众所周知，政府应当首先关注决策绩效，而越是高层政府，越应当关注决策绩效。是以民生为本，追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还是GDP崇拜，追求所谓政绩和形象，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实践效果会如何。导致政府绩效为零甚至为负的决策失误，除个别是受科技水平和认识能力的限制外，多数是根源于决策者目的动机的扭曲，加之缺少匡正这种扭曲的有效机制。
众多地方争相提高GDP，把科学发展观当口号，一方面与决策者的目的有关，另一方面，这种现象也是监督绩效缺席的产物。监督绩效就是在执行过程中发现偏差、纠正偏差的效果和效率。在执行不力的情况下，良好的监督绩效能给予及时的补救。笔者以为，面对这种现象，我们应该认识到监督绩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是由于政府关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决策不可能十全十美，而必须通过良好的监督绩效及时发现问题，纠正决策中的失误。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所谓推诿搪塞，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都表明绝对的彻底的管理权威是不存在的，所以执行中的偏差不可避免，必须依靠良好的监督绩效及时发现和纠正偏差。并且缺少良好的监督绩效，执行者的特殊利益诉求必定影响执行绩效。
纠正地方政府还在争相提高GDP的倾向，就应该注重提高监督绩效，这取决于政府灵敏的信息反馈系统和有效的偏差纠正机制。
(作者：朱四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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