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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诗成
经过媒体报道后，杭州医生赵华琼创建民工医院，挑战医疗暴利的事迹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但作为主管领导———杭州市西湖区卫生局局长杨专成却不以为然，竟拍着桌子怒斥：赵华琼已经影响到我卫生系统为民执政和依法办事的形象。
惹杨局长拍桌一怒的一个重要理由是，赵华琼的门诊没有儿科，却在为民工小孩诊治疾病。从“道理”上讲，杨局长的话没错，医疗分科是个科学问题，当然应该依法管理。但另一面的现实是：许多低收入者对于豪华高楼里分科精细的“正规”医院望而却步，对那动辄万计的天价药费心存忌惮，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宁愿选择价格低廉却“超科目”的民工门诊，这或许是享受医疗保险的杨局长所不能体味的吧。
看到杨局长动怒，笔者不由想起了现代中国史上一个特有名词———赤脚医生。1965年6月，毛泽东主席作出“把医疗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于是，在广袤农村大地上，通过短期培训，具有一些医疗知识和技能的“泥腿子”，一边参加集体生产，一边为社员看病。用今天的眼光看，那算什么医生？那算什么医疗保障？但在当时，“赤脚医生”的存在，却极大地改善了当时农村的医疗状况。前段时间，基于很多人看不起病的现况，不是还有人撰文怀念那段“水平较低，但毕竟有些保障”的日子吗？说一千，道一万，老百姓在当时获益了，就是“硬道理”，就是好制度。
我们今天当然不会再搞“赤脚医生”制度，但这样一种思路，恐怕也并非全是糟粕吧？改革开放后，我们国家更加强调社会保险、医疗保障。但好多人却忽略了一点：一套保障制度的建立健全需要一个过程。如此忽略，隐含了一个错误的前提：把发达国家昂贵的社会保险和保障制度视为世界上所有国家普遍适用的模式。实际上，一段时间里，这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是做不到的。我们无法通过相对脆弱的公共支持，创造一个丰富多样的社会保障形式———其中，就包括医疗保障。
回到前文，假如这位杨局长口袋里只有百八十元，他敢不敢把感冒发烧的孩子送到儿科、内科、呼吸科、胸科、皮肤科……请分工不同、各有专长却也价格不菲的专家们诊上一诊？杨先生也讲了，卫生系统要为民执政。既然老百姓有低价看病的需求，而能够满足他们需求的低价“不分科”门诊似乎又多与所谓的规定相悖，那么，作为卫生行政部门，除了用规定“依法”卡死“不分科”，就不该做点其他有益的工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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