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的不仅仅是批评

　　杨乐渝/文

　　美国城市规划专家Jeffrey Soule最近严厉批评北京：“这个有着最伟大城市设计遗产的国家，正在有系统地否定自己的过去。”他质问：“为什么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北京，却要像十几岁的孩子一样莽撞行事，穿上一身俗气的洋布褂呢？” Jeffrey Soule的批评再一次引发了建筑界、规划界乃至社会层面对北京规划建设的批评与反思。

　　从国家大剧院到东方广场，从四合院的消失到秀水街的重建，批评家们都在呼应Jeffrey Soule的观点——北京在消失。的确，北京的文化遗产、北京的城市记忆、北京最引以为傲的标志，正在迎接奥运会的脚步声中消失。

　　在光华国际CBD人文论坛上，殷双喜博士表达了这样的观点：目前支配城市发展的力量主要来自两方面，一个是政绩的要求，一个是利益的驱动。如果翻译一下，可以这样理解，一个是来自权力的动力，另一个是利益的动力。权力没有制约会滥用，利益没有道德与责任的约束也会无限膨胀，而没有约束的权力和利益如果“合谋”，所产生的结果自然不言而喻。

　　事实上，正如我们看到的北京，或者冠之以其他名称的中国大城市一样，在行政体制缺乏约束和文化严重缺失的时代，这样的“合谋”正在不断地发生和复制，城市的同质化、市民公共利益与公共空间的缺失、城市化所带来的二元人群结构的冲突等等，实质上正是这种“合谋”必然种下的苦果。

　　作为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城市的发展既有它自然的机理，也是人为决策及行动的结果。问题在于，对涉及到经济、社会、文化、

城市建设和管理等复杂因素的城市而言，怎样一个决策及运行的系统才是良性、健全而有效的？

　　对城市标准的判断由谁来作出，又由谁来实施，注定了城市的命运。

　　看看与城市发展最有关联的专业人士们都在做些什么吧。规划师们正在编制符合上层意志的总规、详规，他们没有心思关心那些城市自发的生长力量，不研究每年一千多万农村人口是如何融入城市的，又是如何对城市发展产生作用的，今天的

城市规划就是这么从权力意志中“臆想”出来的；建筑师们在产值导向的价值牵引下，惟发展商的意志是瞻，丧失了作为建筑师最根本的独立价值判断与审美判断；而身处急剧发展和文化多元的时代，作家、艺术家们或一味追求内心的体验，被现实“边缘化”倾向愈益明显；这些对城市发展最有影响力的精英们，分散成了各个孤立的个体，并为权力和利益相互冲突。如此，城市该向谁哭泣？

　　是我们的规划师没有责任心吗？是我们的建筑师没有创意吗？是我们的作家、艺术家没有灵感和内涵吗？不是。那么，是我们的政策有方向性的问题吗？也不是。

和谐社会、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正是城市发展的根本目标。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过于强大的意识惯性与体制惯性，要打破这种长期的内生循环，就必须形成影响城市发展的新的理性力量，新的城市价值标准影响机制——民主的、科学的、平衡的参与机制，形成新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平台。

　　在城市化的舞台上，经济、规划、建筑、艺术、文化等专业人员无疑应该是形成城市价值和城市标准的重要参与者，然而，体制的约束、沟通和整合的缺乏使他们的专业价值不断折减。要复兴城市，首先就需要激活他们的综合价值。从自发的到自觉的、从分散的到集中的、从理论的到实践的，专业话语权只有在城市发展实践的基础上与过程中，并结合资本的力量，通过系统的整合，才能形成有价值的理论与实际影响力。

　　其实，中国的城市发展已有像上海新天地、北京星河湾等颇具实践意义的案例，投资商、各方专业力量共同参与了这样的实践，并找到了彼此价值的融合点；需要做的是，在此基础上或以论坛、或以专业联盟、或以民间行业协会的组织方式进行更大范围的总结与整合，通过投资商以及各专业人士之间的互动与研讨，形成具有共识性的价值判断和思想基础，有组织地逐步实现从实践到话语权的跨越，放大专业价值的实际影响力，形成城市发展新的动力。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城市发展新的力量、新的价值理念形成过程中，媒体承担着传播和启蒙的双重历史使命。媒体不仅是社会的良心，也是城市的良心。当媒体以更理性与民主的态度，以更专业的声音讲话的时候，专业力量之间、投资力量与专业力量之间、专业力量与市民力量之间将得到更紧密的融合与放大，一个城市发展的新组织机制便可期待。

　　刚刚在重庆举行的“第五届亚太城市市长峰会”上，德国鲁尔工业区城市与产业的成功转型引人瞩目，而当人们了解到，仅仅其规划就是历经数年，在各专业团体、大学、国际知名专家、投资商、市民代表共同讨论、参与下产生的时候，对这样的成功转型就毫不奇怪了。而我们的规划呢？

　　什么样的理念产生什么样的机制，什么样的机制导致什么样的结果。这难道仅仅只是启示吗？

　　(作者为额尔古纳市规划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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