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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章敬平
让每个中国公民享受均等的福利机会，保证他们的安全并使他们得到更好的生活，救济每个或者失业或者极度贫困或者重病缠身的公民，让我们栖身其中的社会保持久远的和谐，是中央政府长期的责任，是十三亿人的共同体的共同目标。在我们高调呼喊城乡均衡、区域均衡、社会和谐的今天，我们须清晰地意识到：响彻寰宇的均衡与和谐，并非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的应急之策，也不是拆解消费疲软的手段，更不是拔除社会矛盾火药桶引线的权宜之计。
我们认为，中央政府的均衡战略，不仅是向中国提供一个更加合理的经济结构，还应有关照人类基本需求的长远考量。依据上个月谢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2006年，中央投资方向，首度从上海等大城市转移到贫瘠凋敝的乡村社会，“加强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毫无疑问，中央砸向乡村的真金白银一定会激起农村消费需求，但我们不能将目光盯在开拓农村市场，掏出农民口袋里的那点细碎银两上。虽然“提高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严格执行企业最低工资制度”的政策，都有着扩大消费的取向，我们却不能据此形而下地理解“均衡”，仅仅把它当作烧旺消费市场、扩大内需、调整经济结构的政策手段。
假若消费真的如预期般拉动，我们预先恭请有司们收敛拨响如意算盘的微笑，那不是均衡战略惟一导向，我们摘取的不过是一枚“阶段性成果”。即便一切如我们所愿，产能过剩行业调整了，宏观调控完成了，均衡战略的使命并未结束。只要西北边塞的穷汉子，还在“放羊娶媳妇生孩子再放羊”的境遇中轮回，只要民工爬上电线杆，以命讨工钱的闹剧尚未终止，只要有病不能医，交不了学费掐死女儿的抑郁，未能消弭于无形，均衡战略就应当继续下去。因为，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是植根于人性的伟大权利，人类建立政府的原本目的，就是为了保障这些天赋的人权不被剥夺。这也是两年前人大代表们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的旨意所在。
人人生而平等，降临在资源枯竭的老工业基地，不是不能接受良好教育的孩子们的选择。他们的父母有劳动和再就业的权利，中央政府有义务让孩子们享受均衡的义务教育。同一片天空下，他们的父母不需要像河南艾滋村的村民一样卖血，才能“居者有其屋”。所以，当农村免费义务教育被大肆渲染的时候，我们没有特别的感恩，而是冷静地看待财政部和教育部不同的时间表，思考为什么一个说明年，一个说2010年。
限于国力财力，以及种种现实的困难，一时间，我们还无法保证使百分之百的穷人免受百分之百的贫苦、危险和不测，也难以向联邦德国学习，用基本法规定“富裕州”向“贫困州”的财政转移，使每个公民平等地分享改革开放的果实，但我们必须心向往之。不能仅仅视均衡为一种暂时的政策，更不能在政绩观的诱导下，勉为其难，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大跃进圆不了共产主义的梦，也难以给我们一个真正和谐的社会环境。和谐不是今天才有的新思维，对和谐社会的追求，是中国千百年前就有的古老思想，为什么至今还走不到真正和谐的彼岸？原因之一，即在于统治者把和谐当作危机公关的手段，而非增进福祉的追求。一旦底层危机平稳渡过，统治者脸色陡变，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暂时的平衡旋即被打破。
在农民也学着报销医疗费用的当下，中央政府应该告诫地方政府，大官应该提醒小官，致力于均衡与和谐，断不可舍本逐末。通往彼岸的途路上，政府应遵循法治的逻辑，诚实地面对公众。这些提醒，断非没事找事的庸人自扰。慈善本是一种自觉自愿的道德行为，而少数机关公务员，却把岁末年终给慈善基金会捐款，视之为政治任务，硬性摊派给未必富有也未必情愿的个人。在苏南，强制拆迁被中央叫停后，个别公务员居然敦请“大仙”，打着“风水不好”的幌子，吓退钉子户。看起来不再刀光剑影的拆迁，隐含着更大的危险。
我们认为，秉承这样的观念，可能连暂时的和谐都难以达成。均衡不是策略，和谐不是口号。如果我们把均衡、和谐与法治、公平、人权割裂开来，舍弃终极价值关怀，我们最终收获的，可能只是一个看上去轰轰烈烈的美丽的泡沫，而和谐只能是在远处诱惑我们的可望而不可及的空中楼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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