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鲁迅还是要胡适--重申理性建设性的价值观

　　本报评论员 仲伟志

　　胡祖六长文《国有银行改革需要引进国际战略投资吗？》在本报发表之后，被认为“不可避免地沾上利益色彩，成为外资投行获利‘计谋’的一部分”，而本报“发表长篇大论大力襄助”，自身利益归属亦受到质疑。有论者认为，本报指名道姓对国资贱卖论的领军人物提出反质疑，有陷入意气之争的危险，“不是一个崇尚‘理性’的媒体评论员该有的心态 ”。

　　其实，在发表胡祖六文章之前，本报“再思改革”系列专题已经引起了超出我们预期的广泛关注与讨论。本报一直主张用发展和改革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反对将一些“伪市场化”问题当成市场经济本身来指桑骂槐、复辟倒退，于是，在一些人的眼里，本报早已背叛了“大众利益”，成为“改革的设计者、参与者、获益者联盟”的代言人。

　　至于我们所秉持的“理性，建设性”的价值观，也一并受到了某些论者的批评。有人认为，所谓“理性，建设性”，表达的只是当前最大受益群体对现实与未来的判断和期望，是一种伸缩自如、似是而非的口号——在公众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所谓“理性，建设性”不过是一种“缩头乌龟”式的立世哲学，而当“改革的设计者、参与者、获益者联盟”遭到攻击的时候，所谓“理性，建设性”就变成了“摇尾巴”、“表忠心”，就变成了“揣着明白装糊涂”，甚至对批评者恶言相向。

　　这让我们想起了两年前本报评论员与杂文作家鄢烈山之间的一场关于“建设性”的争论。在此，不妨温故而知新。

　　当时，本报评论员曾经重申了本报创建初期对“建设性”的诠释：“在我们看来，‘建设性’的核心是理解、尊重、未来导向和互相承认；主张以积极正向的心态看事物，以渐进、重过程、可持续并留有余地的技术方法推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强调扩张性、非零和、用增量来解决存量问题的思维方式，最终实现目标群体的利益最大化。”对此，鄢烈山先生表示“愿以最大的善意来理解其本心”，但仍认为“这个表述极为‘可疑’”。

　　鄢烈山后来又撰写过一篇《再谈“建设性”》的文章，在评论本报的上述诠释时，他说，“若存心抬杠可以骂它个狗血淋头(比如，不是将暂时回避深层积弊的‘用增量来解决存量问题’，当作一种权宜之计、变通策略，而是视为一种超时空的当下与今后仍需遵循的‘思维方式’；社论作者们为之最终实现‘利益最大化’而奋斗的‘目标群体’，也是一个没有确切内涵与外延的模糊概念，极可能是当今处于中国上层的政治、经济与知识精英联盟，等等)”。

　　鄢烈山先生定义的“中国上层的政治、经济与知识精英联盟”——亦即所谓“改革的设计者、参与者、获益者联盟”——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应该就是本报服务与“效忠”的对象。于是，在“主子”的利益受到威胁时，我们自然要跳起来指名道姓对国资贱卖论的领军人物“反质疑”，哪里还顾得上“理性，建设性”。

　　再次引述一下鄢烈山先生的评述：“一些媒体为什么要提出‘建设性’这样的言论审查标准呢？表面看起来，它们是自我审查，也就是通常所谓的‘自律’。媒体是具有双重身份的蝙蝠，它掌握着话语权，这种言论过滤即对于发表的事先审查权，是一种准公共权力……《经济观察报》的社论对‘建设性’的定义，旗帜鲜明地亮出‘导向’二字，俨然是第二官府。尤为可怕的是，它将‘建设性’表述为‘以积极正向的心态看事物’。那就意味着，背后用手捏着一顶顶‘消极的’或‘反动的’铁帽子，随时可以扣到看不顺眼的论者的头上。”

　　这样前后呼应对照一下，“理性，建设性”之本来面目，似乎就暴露无疑了。在当前中国之格局下，这样的“无用之物”，这样的不但无用反而迷惑视听的东西，似乎要先被批臭批烂，才能找到一种符合全民利益的、正当的、美好的价值观。

　　但是我们却以为，这种话里话外的暴力用意，对于中国的发展与进步是非常有害的。为什么我们在反对一味破坏、挖苦嘲讽和单纯的攻击与审判的时候，就变成了“缩头乌龟”？而当我们力图以翔实的材料和数据对金融业的改革进行深入辨析时，为什么就变成了“意气之争”？为什么我们发表了胡祖六的文章，就变成了“买办资产阶级”的立言人？那么，本期观察家版发表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刘国光先生的专访，又做何解释？

　　实际上，“理性，建设性”并非本报首创，在刚刚结束的本报观察家年会上发表独立演说的李泽厚先生，早在1980年代就有过这样的说法。最近，他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又说，“破坏一个东西不大难，但建设一个东西却不那么容易。而人类社会是靠建设而不是靠破坏来维持其存在的……实际上立比破要难得多，破了不见得立得起来……小到写文章，大到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成长，建设是重要的”，“对中国，特别是目前的中国来说，更需要理性的、建设性的东西”。

　　有人又会说，我们请李泽厚出来，不过是“拉大旗做虎皮”。当年，当本报表达了“积极地改良我们所处的问题良多的社会”的愿望之后，鄢烈山先生就说，“分析提出这个口号(‘建设性’)的心理，我指出了两种动机：一是出于一种生存与经营策略，为的是规避政治风险(同时也是规避商业风险)，二是为了挤进‘主流’……我意识到提此主张与口号者，还有第三种人(动机)，以胡适为范式的立言者”。

　　在李泽厚主张“理性的建设性”的1990年代，中国思想界有过一场“要鲁迅还是要胡适”的辩论。所谓“要鲁迅”，就是批判现实主义，就是鼓吹革命性抗争，而所谓“要胡适”，就是要改良而不要暴力。我们以为，这种两分法并不见得合适。鲁迅先生的诸多批判，谁也不能说是非理性的。同时我们也认为，做一个“以胡适为范式的立言者”其实并无不妥。按照我们自己的理解，鲁迅先生是一个追求自由、民主与人权的“斗士”，但胡适也同样信奉这些人类社会的普适价值观。鲁迅与胡适，其实是殊途同归于一种人类终极的价值观。

　　问题是，在本报想学习胡适——肯定进步，反对破坏，主张改良——的时候，有人就说这是“犬儒主义”，而本报想学习鲁迅——不中庸、不骑墙，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鲜明——的时候，我们居然就被视为非理性、反理性。说到底，其实是社会语境有问题，是一些人士推导问题的方式有问题。这个社会有改善的愿望，但也有一种废弃的愿望。难道只有顺从极端思潮才是当然正义的建设性？难道只有把好的说坏一点、把坏的说好一点才是理性？如果说我们真诚为之努力的理性只是一种局部理性，难道说反掉我们这种局部理性就是整体的理性？

　　当然，作为拥有所谓“准公共权力”的机构，我们的确需要检省自身，“给批评者更多的批评话语权，通过争论才能明辨是非曲直，才能还改革以清晰明朗的话语时空”。为此，我们愿意引述1947年储安平给胡适的约稿信中的一段话，与大家共勉：

　　“我们创办《观察》的目的，希望在国内能有一种真正无所偏倚的言论，能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这确是一个真正超然的刊物。居中而稍偏左者，我们吸收；居中而稍偏右者，我们也吸收，而这个刊物的本身，确是居中的……先生或能想到，在滔滔天下，今日到底有几个人能不顾一己的利益，掷私从公，献身于一种理想，尽心尽智，为国家造福。到底有几个人，能这样认认真真，实实在在，做人做事……今日中国需要者，就是有浩然之气的人，我们请求先生俯允担任《观察》的撰稿人，是为对于我们的鼓励，并非要先生鼓励我个人，而是鼓励并赞助我们这种理想，这种风度，这种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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