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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 徐迅雷
12月5日上午，我收看了中央电视台直播的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发布会上介绍了我国银行业改革开放与监管新进展等情况。
自打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中引进战略投资者并开始上市之后，就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有人指责这是甩卖、贱卖国有资产，有人则认为这是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必经之路，说“只有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才能彻底摒弃旧体制下的那一套管理模式，国有银行才有可能走出困境”。刘明康主席在发布会上用了较长篇幅、以及“明证”、“雄辩”等词语，证明了不是“贱卖银行”。从口气上，我听到了外柔内刚的强硬。我不是银行业“业内人士”，我只是以一个银行客户、一位旁观者来说事出现反对的意见是好的，听听反面的声音是必要的。
如果说有形的“反对派”是“硬制约”的话，无形的“反对声”则是“软制约”。作为一种对立面，“反对声”是必要的、有价值的，因为从常识层面看，它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一意孤行、恣意妄为，从而使主事者审慎行事。“人声鼎沸”比“万马齐喑”要好。金融业改革是涉及国计民生的大事，通常认为金融和国防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强大的标志，对于这样的改革大事，多几个人插嘴并非坏事，倒是很需要倾听对立面的声音，尊重发出反对声音的人。
在对立面的反对声音中，大抵认为如今的银行改革是“病急乱投医”，改革路上一找就找了个外国的“医药代表”。曾有论者就拿当年高盛购买平安保险为例，说人家老外拿3500万美元投资平安保险，11年间共获利9.7亿美元，那投进来的丁点美元完成一次中国之旅后回到美国，带走了中国金融业的股权和高利润，这样的回报太爽了；而中国当年拿来的那点美元，又重新投入到美国国债市场，11年间大约只获得1500万美元的收益，感觉“亏大了”。所以，他们大声疾呼“不要贱卖银行的国有资产”。发出这样的声音，可能会有些过激，但是，我希望主事方万不可将其看成是影响自己的政绩、损害自己的形象。
在我看来，银行的问题，从本质上讲不是银行本身的问题，而是对银行的治理体制问题。我就不相信中国的银行家就不如外国的银行家聪明。“问题在银行之外”，也就是，问题的“牛鼻子”是“管着银行的治理体制”而非“银行内在的管理机制”。在现有的治理体制下，银行的高管其实是“高官”，一切行为都渗透了对上负责的政绩意识。
中国最大最核心的改革不推进，也就是改革的“牛鼻子”不抓牢，下面各行各业属于中观层面的改革都注定是困难重重、步履维艰、事倍功半的。实践是检验成败的必要路径，中国银行业改革能否“涉”过“深水区”，只有用时间和实践来证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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