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理解主流经济学家

　　■博士论坛■傅勇

　　前不久，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丁学良在接受国内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把太少的精力用来做经济科学研究，把太多的精力用来为某一利益集团说话；并直言中国真正的经济学家不超过５个。一时间，舆论哗然，从者甚众。联系到去年主流经济学家曾以沉默当作回答的尴尬遭遇，丁学良先生的“５个论”大有让内地经济学家们再次 经历“集体失语”的态势。

　　从旁观者角度，一个圈外的社会学家的只言片语就能让整个经济学家群体如坐针毡，何也？看来经济学家学业不精，忙于为利益集团作“代言人”的形象可谓已“深入人心”久矣。那么，究竟怎样才叫“真正的”经济学家呢？标准似乎有二：其一，够专业；其二，不可入世太深。可是，正是在这两点上，笔者认为，我们需要给国内经济学家更多的理解。

　　先来看学术标准。说内地真正的经济学家凤毛麟角显然是指他们的学术水准达不到“国标”，甚至在“国际上最好的５０个经济系里当研究生的资格都不够”。细心读者的会注意到，内地经济学家的这一“软肋”早被人点出。笔者清晰地记得，一位“海归”教授曾在演讲中指出，从专业角度看，中国的经济学家很少称得上是真正的经济学家，而

中国经济学界权威的《经济研究》杂志也应该更名为“经济问题研究”，因为中国质量最好的论文也只是在研究具体实践问题，对经济学理论的知识库存并没有任何边际意义上的贡献。

　　然而，即便如此，那些试图对一般理论做出贡献的经济学家仍然被指责为“过度数学化和技术化”；其实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东西，必定要搬出一堆令人生厌的方程式和数学模型来吓唬人，让经济学拒人于千里之外。那么，中国的经济学家到底要怎样做学问才好呢？

　　就学术这个层面上说，如果问我中国需要怎样的经济学家，我的回答是：就是眼下这一批经济学家！为什么呢？因为我相信，在经济学家这个市场上，对经济学家有怎样的需求，就会供给出相应的经济学家。正如恩格斯所言，社会需要胜过十所大学。凭着中国人如此之多、如此之善学，如果社会果真需要西方标准的经济学家，那他们就会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反过来，给定中国的国情，假如把所有美国一流大学的经济系教授搬到中国，感到不适应的将不仅仅是他们，还有我们自己。

　　从这个角度说，我们宁可需要一些“层次更低”的经济学家。他们需要研究一些“形而下”的问题，依托中国社会经济转型的背景，做现实问题导向的研究，为我们的改革提出具体的建议。而当经济学家们这样定位时，他们所做的绝大部分工作很可能只是对现有经济学知识的利用，而不是增添新的内容。因而，应该坦承，在经济转轨这个大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学家要想达到国际学术标准是十分困难的，在可预见的将来，拿诺贝尔奖也完全是小概率。可是，我仍然相信，这些“过渡性”的人物正在试图很好地完成他们自己的使命，过去的改革实践证明了他们的睿智和勇气，虽然严格说来，他们并没有对经济学理论做出一般的开创性贡献。

　　再来看入世深浅的问题。近日又有媒体言之凿凿地披露，一流的经济学家年进百万甚至数百万，二流的经济学家也挣６０万。应该说，对于一些经济学家通过其所拥有的知识先富起来，扭转过去那种“脑体倒挂”的不合理现象，大多数人还是能够坦然接受的。问题在于，如果经济学家的大部分收入来自做项目、担任独立董事等商业领域，那么，在大把赚钱的同时，人们有理由怀疑他们的言论已经走了样。

　　其实，仔细考量一下，把经济学家在某些公司做独立董事当作为这些公司作利益代言人的证据未免稍欠严肃，在某种程度上也高估经济学家同时为多方代言的精力和能力。另外，如果说个别经济学家道德有问题倒也罢了，而当认为整个经济学家群体出了问题时，再诉诸道德批判显然就不那么有说服力了——为什么偏偏道德不好的人去搞经济学了呢？反过来说，我们没有理由（通常也没有必要）要求某些人的道德一定要高尚。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人们的行为模式完全取决于制度：好的制度让坏人做好事，坏的制度让好人做坏事。所以，如果经济学家集体出了问题，那么我们应该从制度安排找根源。

　　最后，如果承认经济学有一种普遍的“帝国主义”倾向的话，那么，这个倾向在中国可能要严重得多。老实说，在整个中国社会科学领域中，经济学几乎成了惟一的显学。这固然给经济学家搭建了一个空前的大舞台，可是，同时也让经济学家们过多进入了许多本应属于其他学科的领地，而对有些问题的讨论并不是经济学的长项。经济学家什么都懂，什么都谈，不仅仅是为了出风头捞好处。一个例子是，经济学家在某种程度上被动地涉入了社会公平这类社会学和政治哲学领域的问题。他们的答案或许并不完全令人满意，但是，我们应该指责和嘲笑一位水手的骑术吗？

　　作为一门实证学科，经济学的科学性仅仅在于解释世界，但正如马克思墓碑上的名言所指出的：“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而我们也总是期望从经济学（家）那里得到建议和指导。不过，我们应该清楚，当听到经济学家谈论“应该怎样”时，他们已经跨过界限从科学家变成了政策顾问。而当他们这样做时，争论通常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几乎任何一项政策总有收益者和受损者，站在不同的立场或者对两者所给的权重不同，就会对政策有不同的评价，而当经济学家的价值观与公众发生偏离时，经济学家就被推上风口浪尖，正像我们看到的那样。

　　总之，当前经济学家进退维谷的难堪境地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而不是用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认定横竖都是经济学家的不对。（作者为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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