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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章敬平
均衡发展的中国经济战略，或许可以在短期内冷却过热的经济，减少经济波动的幅度，缩小业已闯红灯的表征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但它难以消除不和谐的社会根源，平息不断激化的社会矛盾。如果我们的制度设计不能把人的尊严还给穷人，不能赋予贫弱者与富人官人平等对话的权利，我们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就没有可持续的动力。
我们以为，仅仅给贫弱者以财富是不够的，还要给他们做人的尊严。上个月，支持中部崛起的中央财政，在安徽掘起铺设乡村公路的一-土，江南十数个富豪每人捐出一千万元，救助隐匿在繁富丛中的穷苦人。一如我们曾经所看到的那样，有的穷人以“谢主隆恩”的姿态，没有尊严地感激政府的恩惠，有的穷人则以“劫富济贫”的心态，不怀感恩地冷对富人的义举。两种虽非普遍的扭曲的心态，是丧失尊严的穷人对我们长期忽略尊严的报复。本来，援助穷人是政府的义务，享受相对均衡的福利待遇，是贫弱公民的权利，他们无须感恩。富人则不同，依法纳税之外的捐赠，不是他们必须担当的法定义务，受捐赠者对他们的捐赠怀有感恩之心，是理所当然的人之常情。
我们发现，愈演愈烈的社会冲突的根源，往往在于财富和权力剥夺了穷人作为人的尊严。冷静观察那些年轻的“砍手党”成员，那些把毒药投向陌生人，把屠刀挥向幼儿和学生的打工者，那些爱着丈夫却从事色情交易的乡村女青年，那些抱着拆迁人一起死的被拆迁人，不是西方式的人格分裂，亦未走到不偷不抢不淫不杀不同归于尽，就活不下去的地步。尽管不同的人不同的个案有着迥然不同的原因，但他们在人生末路上的投影，却无一例外地残存着不堪财富和权力凌辱的痕迹。在一个财富和权力决定尊严的时代，穷人遭受的并非绝对穷困的打压，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和尊严的折磨。
过去，我们片面地以为，没有经济的繁荣，就没有社会的稳定。可是，为什么经济越来越繁荣的今天，社会矛盾反而越来越激烈？我们相信，根本原因绝非“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文化传统，而是20余年的“GDP运动”，把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政治身份，幻化成财富权力谱系上的富人、穷人、为官者、老百姓，急速拉大的贫富差距，将单一的权力崇拜演变成财富和权力的双重崇拜，加速了人与人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平等地与人相处，受人尊重，是每个正常人的渴望，也是每个普通人的权利。对于挣扎在社会底层的东北资源枯竭型城市的工人而言，中国社会日益膨胀的金钱欲权力欲，非但不能满足他们正常的愿望，还慢慢消蚀了他们做人的尊严，他们再也不会自欺欺人地把自己当做这个国家的领导者。
很遗憾，市场经济并未像我们预料的那样弱化大众对权力的依赖，给底层民众更多的尊严。权力主导下的市场化改革，确实来到了诸如官员下海民工流动之类的自由，但并未实现人的解放，反倒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人身依附。在城市，就连柳传志也愿意把他与杨元庆的关系，比喻成大仲马与小仲马。在农村，过去只尊重村长的农民，开始往贩卖假药牟利的骗子脸上贴金。
有钱就有面子有权就有尊严，这样的价值取向，不仅压迫穷人，也会埋葬富人和为官者的尊严。为什么比民工富裕的白领会为工作上的错误集体下跪？为什么小官会在大官面前唯唯诺诺？为什么富豪对更大的富豪点头哈腰？为什么强大的反腐攻势不能遏制卖官鬻爵？为什么吟咏“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民族会上演“笑贫不笑娼”的道德悲剧？事实上，由于每个人的先赋要素和天性秉赋的差异，人和人之间永远存在着贫者和富者的分野，领导者相对于被领导者永远是少数，如果人的尊严取决于财富与权力，那么所有的人都将在最终失去尊严。
其实，人的尊严从来都不是单纯的道德伦理问题，它还是一个宏大的民主法治命题。我们呼吁还穷人以尊严，不是否定官方长期以来的伦理道德教化，亦非指责市场化改革的方向，重返打倒有权人瓜分富有人的时代，而是希望我们放弃片面的经济改革思维，简单的道德说教，尝试设计良好的制度，保障穷人和富人拥有平等的人格尊严，保证给长官开车的司机无需在长官面前奴颜婢膝。如果我们的法律能够保证富人在征用穷人土地的时候，不是巧取豪夺，而是平等协商，有关部门在拆除穷人房屋的时候，不是威逼利诱，而是合理补偿，穷人就不会一边仇视富人，一边梦想着像富人那样过上有财富才有尊严的生活。如果穷人真的可以依据主权在民的政治原则，一人一票地选择自己的管理者，他们就不会在为官者面前失去平等的感受，为官者也不会在穷人面前趾高气扬。不信，你去浙江乡村看看，有几个家财万贯的民选村长，敢对着一贫如洗的村民颐指气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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