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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以宾
一位古稀老人近日在哈尔滨市一家三级甲等医院住院期间，用550万元“买”来中国目前“最昂贵的死亡”。此事一经媒体披露，立即在社会上引发强烈“地震”。
应如何对这起天价医疗费事件作出客观而全面的价值判断？央视《新闻调查》多方采
访，被采访者的判断大体一致：北京市某医院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生忧虑地表示，如果不对现有的“以药养医”、“自己监督自己”等医疗体制弊端动真格的，天价医药费事件将会重演；心外科专家、水利部总医院原副院长马育光则认为，在现行医疗体制下，出现这种事是“必然”的。
将高价医疗费归因于“体制”，其实是一种“经济判断”。所谓“经济判断”，也就是说“钱”是建立一种判断的理由乃至内核，其逻辑走向不难看清楚：既然政府对公立医院投入严重不足，医院为了保持正常运转，就只好“以药养医”；既然医院为了“再生产”或为完成上级利润计划而不得不向科室、医生下达具体的创收指标，那么科室、医生不在“宰”病人上动脑筋、做文章，又有什么别的办法？“经济理由”如此充分，几乎每家医院都在这样做，当然也就见怪不怪、见丑不丑。
遗憾的是少有人诘问：对于医院、医生，我们这个社会难道就只有“经济判断”标准？
如果顺着这条“经济判断”的思路演绎开来，社会上各种各样的违法犯罪和缺德行为，几乎都是可以被理解乃至被宽容的。例如，衣食住行无基本保障的贫困人群，大都可以去偷、去抢；拥有某种权力的事业单位经费紧张，大都可以去乱摊派、乱收费；“利润最大化”无疑是所有从商者天经地义的“经济理由”，大家都可以不择手段……假如人们都秉承这样一种价值判断，真不知道我们这个社会会变成怎样一个样子。
对高价乃至天价医疗费的“经济判断”，无疑是以对医院、医生的政治宽容、道德宽容、法律宽容为基础，这种宽容似乎已到了畸形的程度。形成这种局面，其根源不在别处，而在于有权对医院、医生的行为进行“判断”的部门。
主管部门与医院、医生究竟应是怎样一种关系呢？从政治角度以及基层党建、党员管理的角度看：医院的党员负责人以及党员医生欺诈病人，本是党纪所不容的。从行政管理的角度看：上级部门对管理对象的任何不良行为均负有教育、监督、查处的责任，而事实是，有关部门有的听之任之，有的包庇遮丑，在改善医德医风行方面几乎“少有作为”。从行业管理角度看：医乃仁术，医者德为先，任何欺诈行为都系行业所不容，为了维护行业尊严，要么应永远取消其从医资格，要么发“黑榜”昭示天下，而事实是，缺德医生被揭露的已数不胜数，而从行业管理角度被处置的似乎还没有先例。从法律角度看：为了维护交易公平，任何严重的商业欺诈行为都应该受到追究，而发生在哈尔滨这家医院的事件，类似一种有预谋的多人联合欺诈，这种欺诈甚至比一般的商业欺诈更恶劣、危害更大。
550万元医疗费事件，给人们拷问医疗制度改革提供了又一根硕大的“鞭子”：多年来我们的医疗改革，所秉承的会不会也是一种片面的“经济判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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